为首的是个剃着板寸头的华人青年，三十出头，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子，嘴里叼着烟。

他身后跟着四五个流里流气的小弟，把狗剩连人带车堵在了一条小巷里。

“喂，你就是那个姓苟的？”板寸头把烟头弹到地上，用脚碾灭，“我叫阿坤。这行里我干了五年了，你才来几个月，就把我的货源撬走了大半。你不给我留口饭吃，我也不让你好过。”

狗剩脸上没露怯。“坤哥，废料场的货，谁出价高老板卖给谁，这是规矩。我出的价在市场行情之......

他没找到江家明。

不是因为江家明走了——他还在那里，只是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像一滴水融入了深色布料，无声无息。他合上采访本的动作很轻，笔记本封皮是硬壳灰蓝色，边角磨得发白，内页纸张泛黄，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速记符号与短句，字迹细而锋利，像手术刀划开表皮露出底下筋络。最后一页空白处，他用铅笔写了两个字：“结案”。

贺英被押过旁听席时，江家明抬起了头。

不是看向贺英，而是越过他肩线，望向法庭高处那扇窄长的玻璃窗。窗外是阴沉的七月天，云层压得极低，灰白中透着铁青，仿佛整座城市正屏住呼吸。阳光被掐断在玻璃之外，只有一道斜斜的冷光，落在江家明左耳垂下那颗极小的褐色痣上，像一粒未干的墨点。

贺英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喉结上下滚动两下，终究没发出声音。法警的手按在他后颈上，力道不重，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秩序感。他踉跄半步，西装袖口蹭过木制栏杆，留下一道浅浅的灰痕。

那道灰痕，三分钟后就被勤杂工擦去了。

江家明起身离场时，走廊里已空荡。记者们早涌向电梯口，争抢第一手快讯；商界人士三三两两聚在消防通道口抽烟，烟雾缭绕中低声议论“怡和系怕是要大洗牌”；只有几个老记者慢悠悠踱着，看见江家明，有人点头，有人拍拍他肩膀：“家明，这篇稿子，够你升主任了。”

他没应声，只把采访本塞进旧帆布包侧袋，拉链拉到三分之二，停顿一秒，又缓缓拉开，从里层夹层抽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是黄罗拔三天前私下交给他的信。信纸是廉价复印纸，字是圆珠笔写的，用力过猛，背面都洇出印子：

“江记者，我没脸见你。当年在元朗码头，你替我挡了那一棍，我转身就去贺英面前告发你偷拍他谈生意。你说你不是记者，只是路过帮个忙。可我还是说了。你后来被吊销记者证，丢了饭碗，我去你出租屋楼下站过三天，没敢上去。这次回来，我不为伸冤，是为还债。你若还愿登我的名字，请写：黄罗拔，曾失格，今认罪。”

江家明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指腹摩挲着“曾失格”三个字，纸面被搓得微微起毛。他忽然想起七年前那个暴雨夜，元朗码头堆满铁皮集装箱，雨水顺着锈蚀的棱角往下淌，像一道道暗红血线。他刚按下快门，镜头里贺英正把一叠美金塞进黄罗拔手里，黄罗拔低头接钱时，右耳后有块指甲盖大的烫伤疤——和此刻他站在证人席上时露出来的那块，一模一样。

原来疤一直都在，只是从前藏在头发里，没人注意。

江家明把信折好，放回夹层，拉上拉链，动作干脆得像合上一具棺盖。

他走出法院正门，阳光劈头盖脸砸下来，刺得人睁不开眼。街对面，明报临时架起的直播台前围满人，摄像机红灯亮着，主持人正举着话筒激动地重复：“……二十五年！港岛十年来最重商业谋杀刑期！本案关键转折，来自一份境外律师提供的匿名线索——”

江家明脚步没停，穿过人群，拐进旁边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有家潮汕肠粉店，卷闸门半落着，门楣上褪色的红纸写着“阿炳记”，油锅滋滋作响，蒸汽裹着米香扑面而来。

他掀开油腻的蓝布帘进去。

阿炳正在刮米浆，见是他，咧嘴一笑，缺了颗门牙：“阿明，照旧？”

“照旧。”江家明在靠墙小凳坐下，膝盖几乎抵着灶台边缘。

阿炳舀一勺米浆倒进铁板，手腕一转，薄如蝉翼的粉皮匀匀铺开，打蛋、撒葱、淋酱油，最后铲起卷成筒，切段装盘，推过来时热气腾腾：“趁热。”

江家明夹起一段送入口中。米皮软韧微弹，蛋香混着焦香在舌尖化开，咸鲜里透一丝甜。他咀嚼得很慢，仿佛不是在吃东西，而是在确认某种真实存在的触感。

“听说贺英判了？”阿炳擦着手，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昨夜收押所那边传出来，他半夜咳血，狱医说肺部有旧伤，怕是挨不过头半年。”

江家明咽下最后一口，端起粗瓷碗喝了一口热豆浆。豆腥味浓烈，滚烫，直冲喉咙深处。

“阿炳，”他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让阿炳手里的抹布停在半空，“你记得七年前，我在这儿养伤那会儿吗？”

阿炳一愣，随即笑起来：“咋不记得？你躺我后屋竹床上，咳得整条巷子都听见。我还给你熬过十副枇杷膏，你嫌苦，全倒进后巷潲水桶了。”

“那你还记得，”江家明放下碗，目光直直看着他，“我枕头底下那把剪刀，是谁拿走的？”

阿炳脸上的笑僵住了。他慢慢直起腰，抹布垂在指间，指尖泛白。

巷口忽然传来摩托轰鸣，由远及近，在店门口刹住。一个穿黑夹克的年轻人跳下车，头盔都没摘全，就朝里喊：“炳叔！阿明哥在不在？”

阿炳没应，只盯着江家明。

江家明却已移开视线，望向门外。阳光太烈，把年轻人的影子压缩成小小一团，紧贴在他脚边，像一枚被踩扁的墨点。

“来了。”江家明说。

年轻人这才看清屋里情形，挠挠头，有点尴尬：“啊……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

阿炳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卸下千斤重担，转身抄起长柄勺搅动锅里新下的米浆：“进来吧。阿明，肠粉再给你来一份？”

“不用。”江家明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港币放在桌上，“结账。”

他起身往外走，经过年轻人身边时，那人下意识立正，又赶紧松懈：“明哥，赵先生让我捎句话——‘东西已移交司法机构，原件销毁，备份三份存于不同保险柜。您那份，随时可取。’”

江家明脚步未停，只淡淡“嗯”了一声。

走出巷子，他没打车，沿着弥敦道慢慢往北走。七月的风带着湿热黏意，卷起地上零星纸屑。他路过一家当铺，橱窗里摆着金链子、手表、旧吉他，最角落蒙着灰的玻璃盒里，静静躺着一枚银色怀表。表盖内侧刻着两行小字：“赠江家明，谢君护我妻女周全。林国栋，一九七六年冬。”

他驻足三秒，没推门。

继续往前，经过一家音像店，喇叭正放着邓丽君《千言万语》，歌声甜软得近乎哀伤。他忽然想起贺英被押走那天，自己留在法院台阶上没走，直到夕阳熔金，把大理石阶染成一片虚浮的橘红。那时他摸了摸裤袋，里面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开庭前夜，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塞给他的：“贺英书房暗格第三层，灰色牛皮纸袋，编号A7，内有林国栋坠楼前四十八小时通话记录原件。”

他没去。

不是不敢，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