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长高城和教导员顾承运，两人都穿着臃肿、密封性极佳的全身式重型防化服，戴着整合了通讯和夜视模块的防毒面具，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有贴在胸口处显眼的军衔，显示着他们的身份。

他们正一前一后，脚步沉重而迅疾地穿行在自家防区狭窄而忙碌的通道里。

“三连！重机枪阵地再往左移半米！视野！注意射界！别被前面垛口挡了！”

“二连的弹药堆放点太靠前了！搬！搬到后面掩体里去！！”

“检查滤毒罐！所有人！战前最后确认！接头密封！”

.....

高城的声音透过防化面具的内置通讯器传出，带着嘶哑和不容置疑的严厉。

他像一头焦躁的困兽，不断停下来，用戴着厚重防化手套的手拍打沙袋，蹲下身查看射击孔的角度。

顾承运跟在他身侧稍后的位置，同样在紧张地观察和协调，不过始终有点心不在焉。

面罩下的他，脸色苍白，眼神里交织着紧张、疲惫，以及一种深藏的不安。

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侦察营还在为成功从第一波孢子云覆盖的边缘地带挣扎出来、向“鹰巢”转移而感到庆幸。

虽然付出了近百分之二十的伤亡，但至少大部分人还活着，还有希望。

然而，旅部那道紧急命令，如同铁钩，硬生生将他们从撤离的序列中拽了回来，投向了这片注定要成为血肉磨盘的城墙。

因为是最后一批赶来，防线上那些直面冲击锋面的突出部早已被先到的步兵营占据。

他们侦察营被安排在了这段相对靠后、依托有利地形的“二线”位置。

从战术上讲，这里确实“安全”一些，承受的直接压力会小，有更大的缓冲和反应空间。

但高城和顾承运脸上没有半分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