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广州，大本营作战室

外面鞭炮声还在响。

街上的欢呼声隐约可闻。

作战室里，却一片肃杀。

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只有一盏惨白的汽灯，悬挂在天花板上，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毫无血色。

陈树坤站在巨大的地图前。

背对众人。

墙上，淞沪战线用红蓝铅笔标得密密麻麻。

但最醒目的，是那个巨大的红色箭头——昨日突破的缺口。

像一把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

“外面在放鞭炮，”陈树坤转身，目光扫过在座的徐国栋、林致远、各军军长、参谋人员，“我们在座的要想到——”

他顿了顿，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上。

汽灯的光映在他眼底，一片冰冷。

“下一仗，什么时候打？”

“怎么打？”

没人说话。

只有汽灯发出“滋滋”的声响。

“日本人会甘心吗？”陈树坤走到桌前。

手指敲着东京的位置，咚咚作响。

“八万人伤亡，十四个师团被打残，帝国陆军九十年的面子，丢在上海了。”

“他们会认吗？”

“不会。”徐国栋沉声道。

拳头攥得发白。

“那他们会怎么做？”

“调兵，”林致远接口，眼神锐利，“从朝鲜调，从本土调。”

“下一次，来的不会是二十万，可能是五十万，一百万。”

“对。”陈树坤点头。

他走回地图前，拿起指挥棒。

指挥棒划过地图，发出沙沙的声响。

“三条。”

“第一，扩军。借这次大胜的势头，在湖南、广东推行‘一甲一兵’。每保甲出一名适龄青年，三个月内，我要再看到二十万新军。十万在湖南，十万在广东。”

“装备呢？”军需部长问，声音里带着一丝焦虑。

“系统下个月的补给，加上韶关兵工厂现在三班倒，够了。”陈树坤顿了顿。

目光扫过众人，语气斩钉截铁。

“不够也得够。告诉工人，他们的儿子、兄弟在前线拼命，他们在后方，也不能松劲。”

“是！”

他抬手，副官立刻递上一本厚厚的册子。

封面上，《淞沪阵亡将士名录》几个字，红得刺眼。

“把这份名录复印，每个连队发一份。”陈树坤的声音，在寂静的作战室里格外清晰，“新兵入伍第一天，先读十个名字。告诉他们，胜利不是放鞭炮放出来的，是这六万人，用命垫出来的！”

众人看着那本册子，喉咙滚动，没人说话。

“第二，整合。”指挥棒移到湖南、广东两省，重重一点。

“湘粤抗敌联合委员会，从今天起，升格为‘华南行政公署’。我任主任，徐国栋、林致远任副主任。”

众人呼吸一紧。

眼睛里闪过一丝震惊。

这是要……开府建衙了。

“颁布《抗战时期特别税则》，”陈树坤继续，声音没有一丝波澜，“两省财政，统一征收，统一调配。盐税、关税、田赋，全部收归公署。”

“地方士绅会反弹。”林致远提醒，眉头紧锁。

“所以有第三条，”陈树坤放下指挥棒。

走到窗边，拉开一丝窗帘。

外面的阳光钻进来，在他脚下投下一道细长的光。

“请他们来‘共议国是’。好茶好饭招待，但话要说清楚——打日本，需要钱，需要粮，需要人。”

“出钱出粮出人的，是功臣。不出，或者暗中捣乱的……”

他没说下去。

但所有人都懂了。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力。

“第三，外交。”陈树坤看着外面依旧喧闹的街道。

眼神冰冷，像淬了毒的刀。

“公开声明：停火谈判，必须以日军全部撤出上海市区及周边二十公里范围为前提。”

“私下，通过英国人告诉日本人——如果不答应，我有把握在雨季前，光复上海全境。”

“日本人会信吗？”有人问。

“他们可以不信，”陈树坤转身，目光扫过众人，“那就再打。打到他们信为止。”

3月10日，南京，黄埔路官邸

委员长看着桌上的电报。

脸色铁青。

茶水已经凉透了。

电报是陈树坤发来的，通报淞沪大捷，同时“请求”中央军向上海方向移动，“牵制日军兵力”。

“请求”。

这个词用得很妙。

客气，但不容拒绝。

“他这是逼宫。”陈立夫低声说，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看着委员长的脸色。

“我知道。”委员长闭上眼。

手指捏着眉心。

他想起三天前，街上那些欢呼的民众，那些“陈主席万岁”的标语，那些把陈树坤和岳飞、戚继光相比的社论。

民心，已经不在南京了。

至少，不在他委员长这里了。

“给他发报，”委员长睁开眼。

声音疲惫，却带着一丝狠厉。

“任命陈树坤为‘豫鄂湘粤四省剿匪总司令’，即日赴任，剿灭赣南星匪。”

“这……”陈立夫迟疑，手里的钢笔停在半空，“他会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