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源于古羌,以牧羊著称于世,在殷商时期,为方国之一,有首领在朝中担任官职,两者的朝属关联,在诗经商颂都有所记载。

其构成复杂,有的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有的则从事农业生产,到了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朝建立了密切关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

在这个过程中,羌人从以射猎为事、少五谷多禽畜的生产活动,逐渐转向以农业生产为主,其占比不断增加,经济和人口同步有了相应增长。

位于西北的羌人战败后,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在汉代时,在边境形成了众多部落,影响日深。

汉代为了避免羌人与匈奴联合,在河西走廊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置护羌校尉以管理羌人事务。

这些地方的羌人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被称为西羌;期间有大量羌人归附内迁,被称为东羌。

东羌进入汉地后,和汉人杂居通婚,从事农业生产,从部族制转向封建社会。

而西羌则保留传统,聚居地分布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雅鲁藏布江沿岸以及四川、甘肃一带。

西汉到西晋末年,北方大部分羌人融入到汉族之中,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数百年不间断的战争,谓之汉羌战争。

其起源于羌人内迁、华夏政权在河湟地区屯田导致的生存空间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两族矛盾。

边地的生存规则,便是强者为尊,所以冲突一旦开始,便无法停止,直到两方完全融合为止。

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到东汉末年进入尾声,发生了凉州羌乱,给东汉统治以严重打击,变相促成了东汉政权的崩塌。

而叛乱的首领代表,便是马超韩遂,大乱持续了近三十年,最后曹操派夏侯渊征讨,杀死了韩遂,逼马超逃走,方才消灭了马超韩遂军事集团。

到了三国时期,蜀国尝试勾连凉州,和羌族联手攻击魏国,但因为蜀国迟迟无法打出祁山,羌族选择旁观,最终尝试失败。

但此举动摇了魏晋在凉州的统治基础,期间只能进行战略收缩,放弃了部分领地,为之后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

后世有观点认为,汉羌之乱的源头在于强制让归附的羌人内迁,导致资源分配冲突,是华夏政权强行进行胡汉混居,操作不当所致。

但五胡乱华,则是给了这个观点一个响亮的耳光。

虽然两汉产生了大量冲突,但同时也带来了正面影响,这便是大量羌人和汉人的融合。

这个过程虽然不可避免有伤亡,但整体历史基调,还是斗争之后,两方融合求存,最后变为一体,无分彼此。

而魏晋时期,为了避免冲突,采取了内迁汉人,让出地盘,给羌人更多治权的政策,可谓和两汉背道而驰。

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避免了冲突,双方互不相干,可谓是皆大欢喜。

但最终的结果,便是两边断绝交流沟通,渐行渐远,然而在地域上随着人口增长,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

到了最后,便会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是五胡乱华。

胡人人口增长,定然会对华夏肥沃丰饶的土地产生觊觎,而华夏政权的边地百姓是躲不开的,于是最后便会爆发杀伐入侵。

五胡乱华导致大量汉人死难,晋朝政权偏安一隅,胡族政权占据了中原,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统治期。

而先前大部分处于部族制的他们,统治能力显然是不如华夏政权的,由此产生了种种荒唐操作,其互相攻伐之烈,远甚于前朝,导致百姓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最终苻秦能够脱颖而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发现胡人边地那套,在中原的广大疆域体量内行不通,于是他们只能被迫和汉人融合,方能稳固统治。

他们上位后面临的问题,就变成了先前华夏政权所面对的,即身为统治政权,如何面对其他部族。

汉人数量很大,只能采取招抚融合的办法,但在对待其他胡族时,分歧便产生了。

尤其是苻坚王猛这对君臣,对羌人的态度,便是截然不同。

苻坚认为羌人和汉人积怨已久,自己代替了汉人,只要施以仁政,羌人便会真心归附。

但王猛却认为,汉人氐人,是谁主政并无不同,因为对羌人来说,两者都是来统治盘剥他们的。

所以王猛的想法,是打压处理掉羌族上层,让羌人群龙无首,只能被迫融合,假以时日,便能俱为一体。

苻坚则认为此举不够仁义,他想拉拢前羌族首领姚弋仲之子姚苌,以得到羌人的拥护。

而在两人的观点尚未有定论时,王猛在邺城之战中去世,苻坚再无当面直谏者,自然会照着其先前想法来。

如今苻秦发动大军攻打代国受挫,又被桓温偷家夺了洛阳,迫切需要找回场子。

于是在苻秦大将都在边地,无法及时调回的情况下,苻坚不仅启用了慕容垂,现在更要重用姚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