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持枪证并不通用，所以一般“有关部门”外勤都是挂靠在某些机构部门名下。

除此之外，那就是在海外有合法的团体可以请来做“志愿者”，一般都是满了十八周岁且拿了永久居住资格的人，通常以“大学生”...

张大渊在蓉城待了整整七天。

这七天里，他没住进政府安排的“人才公寓”，也没去什么五星级酒店，而是租了一套老城区带院子的两层小楼——房东是退休的老中医，院角种着几株川芎、白芷和半夏，墙根下还垒着青砖药柜，门楣上悬着一块褪色木匾，写着“守真堂”三字。张大渊搬进去那天，拎着一包新津产的茶叶和半斤郫县豆瓣酱，没递名片，只说：“王老师，我姓张，来这儿办点事，不吵您，也不扰您清静。”

老中医眯眼打量他片刻，接过茶，又掂了掂豆瓣酱的分量，点头道：“豆瓣酱要泡七天，盐水不能少；茶得用井水煮，滚三沸，晾半盏茶工夫再冲。”张大渊应声记下，当晚便照着做了。第二天清晨，他蹲在院中刷洗青砖药柜，王老师端着搪瓷缸出来，看他手腕沉稳、力道匀称，忽然问：“你祖父是不是宣州人？”

张大渊手一顿，抬头，没答，只把抹布拧干，搭在柜沿。

王老师笑了笑，转身回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本泛黄册子，封皮是蓝布面，边角磨损严重，题签处墨迹洇开，依稀可辨“张氏验方抄略·宣州支”八字。他把册子轻轻搁在张大渊手边：“你爷爷当年在我师父那儿学过三个月‘正骨推拿’，没拜师，但留过方子。这本里头第三十七页，那张治小儿惊风的‘镇心散’，是他写的。你若想看，就翻。”

张大渊没翻。他合上册子，用袖口擦了擦封面，又把它原样放回王老师掌心：“王老师，这书太重，我怕弄丢。”

王老师没收回手，反将册子往他怀里一送：“重的不是书，是你心里压着的那口气。你从市里下来，不是跑腿的，是挑担子的——张大象让你来，是信你能把一根针绣成一幅锦，不是信你能把一筐萝卜卖成金瓜。你要是连这本破书都不敢接，怎么接老范家那两个女婿？怎么接美国那边的电话？”

张大渊喉结动了动，终于伸手，指尖触到纸页边缘时微微发颤。

当天下午，他拨通了范康居的电话。

不是视频，也不是微信语音，而是老式座机——他在守真堂后厢房找到一台还能用的红色转盘电话，插上卡，拨的是范康居在UCSF宿舍登记的固话号码。响到第七声时，对方才接起，背景音是实验室通风柜低沉的嗡鸣，还有隐约的西班牙语广播。

“喂？”

“康居同志，我是张大渊，张大象的族兄，负责对接你们家这次落地事宜。”张大渊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像从砂纸上磨过，“你爷爷范老爹昨天在蓉城香格里拉吃了顿饭，点了三道菜：开水白菜、宫保鸡丁、麻婆豆腐。他说麻婆豆腐不够辣，但豆豉香得正，配酒刚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五秒。

然后范康居的声音变了：“张经理，您知道我爷爷吃豆腐不吃花椒。”

“我知道。”张大渊顿了顿，“我还知道，他年轻时在雅安山里采药，被马蜂蜇过左耳后侧，留下一道浅疤；也记得他教你们姐妹背《雷公炮炙论》时，总在‘醋制延胡索’这句后面加一句‘醋要陈，三年为上’。”

范康居深吸一口气：“您……见过我爷爷？”

“没见过。但我看过他的履历原件，是张大象亲自调的，存档在‘张市集团’人事部密级B-7号保险柜。里面夹着一张1978年他在邛崃县卫生所手写的处方笺，落款签的是‘范守拙’——那是他本名。”

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挪动的刮擦声，接着是纸张翻动的窸窣。

“您怎么拿到的？”

“不是我拿的。”张大渊声音很轻，“是范老爹自己交上去的。1992年，他托人带了一封亲笔信给张之虚老太公，信里没提别的，只说‘若张氏子弟有需，范某愿以毕生所学为基，立一医脉’。老太公没回信，但把信烧了，灰烬混着龙井茶渣，撒进了宣州敬亭山后坡的竹林。去年清明，张大象带我去上坟，指着那片竹林说：‘那地方长出来的笋，最嫩，也最韧。’”

范康居久久没出声。

良久，他才开口：“张经理，我有两个条件。”

“你说。”

“第一，我爸妈的工作必须落在卫健系统，不是挂名，是要能真正参与基层公共卫生项目的实职。我妈擅长妇幼保健，我爸精通彝汉双语防疫宣讲——如果只是坐办公室盖章，我不接受。”

“可以。已报备至省卫健委，编制内岗位，明年三月前完成调动。”

“第二，我妹妹范康宁，现在读大三，西南财大金融系。她不想进医院，但想进‘张市人资’的风控组。不是实习，是正式编制，职级按‘双一流’硕士标准核定。”

“已预留名额。风控组组长是张颢，他亲自面试。你妹妹下周可赴张家港参加封闭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