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海没有等来督导组暂停调查的消息，晚上七点十五分，省政府办公厅值班室送来一份内部情况。

中央已经要求对清江行动涉及的程序问题进行复核，但督导组没有停下，相关取证和外围监控仍在继续。

周德海把那张薄薄的情况单看了两遍，问道：“复核由谁负责？”

“最高检和督导组法务人员交叉复核。”郑海波站在办公桌前回答，“陈默暂时回避新措施审批，只提供原始记录。”

周德海抬起眼睛：“他自己同意的？”

“是。”郑海波应道。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周德海原本准备好的那套说辞，突然失去了最锋利的部分。

如果陈默抓着案子不放，他可以说对方为了立功不择手段；如果督导组拒绝复核，他可以继续向上反映程序失控。

可陈默偏偏主动让出审核权，把自己签过字的材料全部交出去。

这样一来，程序复核如果查出问题，责任自然有人承担；如果查不出问题，他递上去的那份情况反映，就会变成一次目的过于明显的拖延。

“李文斌联系上了吗？”周德海忽然问道。

郑海波迟疑了一下后说道：“下午那通电话以后，我没有再联系他。”

“我问的是，他现在在哪里？”周德海不耐烦地说着。

“恒远投资的人说他去处理旧档案了。”郑海波应着。

周德海盯着郑海波，声音沉了下来，冷声质问道：“谁让他今天处理？”

“我只转达了您关于重新归档的要求。”郑海波急忙说道，“我没有说销毁，也没有让他去银行。”

周德海没有说话，他太了解李文斌了。

这个人替他管了多年外围账目，做事谨慎，却也给自己留了太多后手。只要风声不紧，那些后手是保险；一旦调查逼近，那些东西就会变成谁都不敢碰的炸药。

桌上的保密电话就在这时响了起来，郑海波接通以后，只听了十几秒，脸色便一点点变白。

“什么事？”周德海问道。

郑海波放下电话，声音发紧地说道：“城郊一家废弃印刷厂被查了。李文斌和恒远投资的两名职员被当场控制，现场发现了代持协议、公司印章和项目分红表。”

周德海握着钢笔的手停在半空中，无力地问道：“还有吗？”

“李文斌身上有一枚银行保险柜钥匙。”郑海波小心翼翼地说着，“督导组已经申请查封。”

周德海慢慢靠回椅背窗外是江北省会最繁华的夜景，车灯沿着主干道连成一条长河。

几个月前，他还在这间办公室里批示临江疏浚项，目，来汇报的人坐满了外间。

现在，大楼依旧灯火通明，可那些曾经围在他身边的人，不是在接受调查，就是已经不敢接他的电话。

“周省长，要不要再向上面反映？”郑海波低声问道。

“反映什么？”周德海反问着，“说李文斌不该去烧材料，还是说督导组不该在他点火以前进去？”

郑海波低下头，不敢再说。

周德海把手中的钢笔放回桌上，重新拿起那份情况反映副本。

“从现在开始，不准再联系恒远投资，不准打听李文斌被带到哪里，也不要找任何人替他传话。”周德海一字一句地说道，“有人问起下午的电话，你就如实说，是通知企业按规定清理重复档案。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知道。”

“明白。”郑海波答应下来，脚下却没有动。

“还有事？”周德海问。

“李文斌要是开口呢？”郑海波问了一句。

周德海看了这个秘书一眼后，说道：“他开口说什么，是他的事。调查组相信什么，要看证据。”

这句话既是在提醒郑海波，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没有签字，没有直接转账，没有一份文件写着周德海三个字。就算李文斌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也只是一张嘴。

只要那份保险柜里的原件已经毁掉，只要郑海波守住口，只要外围资金还不能证明最终流向，他就还有周旋的余地。

“回去吧。”周德海说道，“明天的工作安排不变。上午研究重大项目，下午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

郑海波离开后，周德海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没有再打电话，也没有提前回家。直到墙上的时针越过八点，他才起身走到窗前，隔着玻璃望向远处。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认定李文斌的供述只会是一张嘴时，银行监控、碎纸残片、手机草稿和恒远投资的服务器备份，已经从四个方向朝同一个位置合拢。

就是在周德海跳窗而望时，李文斌被带进谈话室。

他已经看过相关手续，也接受了身体检查。桌上有水，墙上的时钟正常走动，两名办案人员坐在陈默两侧，负责记录和程序监督。

陈默没有把灯调得刺眼，也没有用一句威胁。

真正能让一个长期替别人管钱的人开口的，不是声量，而是让他明白，自己精心分开的每一条线已经重新合到了一起。

“恒远投资为什么在今天处理五年前的项目档案？”陈默问。

“公司例行清理。”李文斌应着。

“为什么去废弃印刷厂？”陈默再问。

“那里租金便宜，有设备。”李文斌再应着

“为什么给铁桶浇助燃剂？”陈默继续问。

“我不知道，是员工自己做的。”李文斌继续应着

“为什么先去银行保险柜？”陈默追问着。

“取我个人的东西。”李文斌还是平静地在应着。

“取了什么？”陈默问。

“记不清了。”李文斌回答得很快，每一句都只解释眼前一个动作，不给任何可以延伸追问的细节。

这货显然做过准备，陈默把四张照片依次放在桌上，第一张，是他从档案服务中心取出的两个寄存箱，第二张，是印刷厂里尚未粉碎的股权代持协议，第三张，是船上U盘中的“堤二百，文斌代收”，第四张，是他手机草稿箱里那条提到郑秘书和周省长的信息。

“这四样东西单独看，你都有理由。”陈默说着，“寄存箱可以说是公司档案，代持协议可以说是正常业务，U盘可以说是别人栽赃，草稿可以说是没有发送。”

李文斌抬起头，显然没想到陈默会替他把辩解都说完。

“所以我现在不问你周德海有没有收钱。”陈默继续说道，“我只问一件事：你从银行保险柜取出的原件在哪里？”

“我说了，是个人物品。”李文斌狡辩着。

“外围录像显示，你从银行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进入印刷厂时，文件袋还在。执行人员控制现场后，文件袋不见了。”陈默盯着李文斌，平静地说着。

“可能放在车里。”李文斌继续狡辩着。

“车里没有。”陈默平静地说着。

“那我记不清。”李文斌应着，有些不淡定了。

陈默看着他，问道：“你记不清文件在哪里，却记得提醒郑秘书‘今晚转走’？”

李文斌嘴角抽动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平静地说道：“草稿不是我写的。”

“手机在你身上，登录密码由你输入，草稿形成时间是你离开银行后的第十一分钟。”陈默说道，“技术鉴定会继续做。你现在可以否认，但每否认一次，都要留下一个将来能被核对的说法。”

李文斌重新低下头，第一次谈话持续了四十分钟。

他承认自己去过银行，承认寄存箱属于恒远投资，也承认印刷厂是公司租用的档案处理点，却死死咬住两件事不放：没有替周德海代持，没有受人指使毁证。

晚上九点半，银行保险柜的查封手续完成。

李文斌使用的是双钥匙保管箱。按照程序，银行工作人员、两名见证人员和证据保全人员共同在场，全程录像开柜。

柜子里已经空了大半，只剩一张保险单和几个旧信封。

这似乎印证了李文斌所说的“个人物品”，证据人员却在箱体内壁发现一小块没有清理干净的封口蜡，颜色和印刷厂一只牛皮纸袋上的蜡痕一致。

更重要的是，银行监控拍到李文斌离开保险柜区时，文件袋右下角印着一串蓝色编号。

印刷厂现场照片被重新放大后，证据人员在工业碎纸机进纸口旁找到半截同样的蓝色编号。

纸张已经被切碎，但文件袋确实进入了碎纸机。

顾志远立即组织人员对碎纸袋分批筛选，蓝凌龙则从恒远投资服务器的备份中检索同一编号，发现那是公司内部“特别项目原件”的档案编码。

编号后四位是0716，对应目录名称只有两个字：江堤。

晚上十点半，第二次谈话开始。

陈默把那半截编号放在透明证物袋里，摆到李文斌面前。

“你说原件是个人物品，为什么会使用恒远投资的特别项目编号？”

李文斌看了一眼，没有回答。

“你说不认识‘堤’，为什么保险柜目录叫‘江堤’？”陈默追问着。

“公司起什么名字是我们的自由。”李文斌应着，他还在努力撑着。

“当然。”陈默点头，“那就继续解释，为什么江堤项目每年收到两百万元，付款时间与三江联盟账册里‘堤二百’完全一致。”

“商业合作。”

“合作内容是什么？”

“咨询。”

“咨询报告在哪里？”

“时间太久，销毁了。”

“发票、人员工时和成果验收呢？”

“财务负责。”

“财务负责人已经确认，公司从未成立过江堤咨询组，也没有人向三江联盟提供过服务。”

这一连串的一问一答，陈默把李文斌逼沉默了。

陈默没有提高声音，只把另一份材料推过去，那是恒远投资服务器里恢复出的项目分红表。

表格显示，除了每年两百万元“咨询费”，一家名为海川发展的公司还会从三江联盟关联企业获得年度分红。

海川发展的名义股东层层嵌套，最终受益人指向周德海妻弟控制的一家境外公司。

“这也是咨询？”陈默问。

“我不知道海川发展的实际股东。”李文斌应着。

“公司设立文件上的联系人是你。”

“我替客户代办过很多公司。”

“为什么这个客户的分红，最后又回到你管理的账户？”

“受托理财。”

“委托人是谁？”

“商业秘密。”

“涉及你本人经手的业务，你可以依法陈述和申辩，但不能拿商业秘密代替事实说明。”陈默又是一连串的询问与问答。

最后，陈默看着李文斌说道：“谁把设立材料交给你，谁决定分红比例，谁让你把‘江堤’原件从银行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