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市财政局的书面回复送到了市委办。

回复没有再提重新作完整可行性论证，而是明确嘉河县供水改造项目进入投资评审程序，现有材料已经基本齐全，五个工作日内形成评审意见，资金调度环节另行列明经办科室和完成时限。

文件后面还附了一张补充材料清单，只有工程量复核表和资金使用计划两项，与过去要求县里重新提交整套可行性材料相比，口径已经收了回来。

陈默看完后，在文件上批了两句话：按书面时限办理和同类民......

车子驶离嘉河县工业园区时，天色已近正午。阳光斜照在锈迹斑驳的厂房铁门上，映出几道细长的影子，像被拉长的问号。陈默没有回县委大院，而是让司机绕道去了城西一处老旧居民区。方正清微微侧身，欲言又止；贺明低头翻着简表，手指在“嘉河县保障性住房竣工率”一行停顿了两秒，却没抬头。杜明川和王志强并肩站在车旁，脸上神情从最初的恭谨逐渐转为紧绷——新书记没进会议室听汇报，没在园区合影留念，也没去县里唯一挂牌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却拐进了连导航地图都标注模糊的“跃进巷”。

巷口那棵老槐树歪斜着，树干被电线杆挤得向南倾倒，枝杈上缠着几根断裂的网线。地面是碎砖混水泥铺就的，裂缝里钻出半尺高的野草，几处低洼积水泛着油光。三辆电动车横在窄路中央，车筐里还堆着未拆封的化肥袋。巷子深处传来断续的咳嗽声，一个穿蓝布褂的老太太坐在门槛上剥豆子，面前小竹匾里豆粒青黄不均，有的已经发黑。

陈默下车后没说话，只朝巷子深处走了二十步，在一栋灰墙红瓦的二层小楼前停下。楼外墙皮大片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胎，二楼阳台栏杆锈蚀变形，一根晾衣绳从窗口垂下来，绳上挂着两件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

“这栋楼是哪年建的？”他问。

杜明川快步跟上：“1987年建的职工宿舍，原属县化肥厂。厂子九十年代破产后，房子划归房管所，后来陆续卖给了职工。”

“产权现在属于谁？”

“多数已私有化，但仍有十七户没办证。”王志强接话，声音比刚才沉了些，“主要是当年顶替退休父母进厂的子女，工龄短、工资低，交不起房改款。”

陈默点点头，目光扫过对面墙上的告示栏：一张泛黄的《关于调整低保标准的通知》盖着早已作废的印章，旁边贴着三张手写寻人启事，纸角卷曲发脆；最底下压着一份刚贴不久的A4打印件——《嘉河县2023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落款日期是三个月前，右下角印着鲜红的“已完成前期立项”章。

“方案里说，跃进巷列入首批改造名单。”陈默指着那张纸，“施工队什么时候进场？”

杜明川喉结动了一下：“原定五月开工，但……财政配套资金还没到位。目前只完成了测绘和设计。”

“测绘图纸在哪？”陈默转身。

“在住建局。”王志强立刻回答，“我让人马上送来。”

“不用送。”陈默摆手，“下午三点前，把测绘图、施工图、资金拨付凭证原件，还有近三年该片区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一起送到市委办公室。”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不是复印件，要盖章原件。”

杜明川脸色微变，想解释什么，却被陈默一个眼神止住。那眼神不锐利，却像一堵墙，无声地隔开了所有预备好的措辞。王志强悄悄看了眼杜明川，后者极轻微地摇了摇头。

返程路上，车里异常安静。方正清几次欲开口，又把话咽了回去。贺明在笔记本上飞速写着：“跃进巷——产权混乱、改造停滞、危房隐患、低保覆盖不全”，末尾画了个圈，圈里写了个“钱”字，又用横线划掉，在旁边补上“责”。

十分钟后，车子驶上返程省道。陈默忽然问：“嘉河县去年拖欠教师绩效工资，总共多少人？涉及金额？”

方正清愣了一下，下意识看向贺明。贺明翻开简表第三页，快速核对后报出数字：“全县中小学教师共四千一百二十六人，拖欠2022年度第二季度绩效工资，合计一千八百六十三万元。”

“为什么拖欠？”

“财政年初预算不足，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延迟到账。”杜明川抢答，“县里已向市里打了三次报告，请求调剂。”

陈默没评价，只问：“这笔钱，现在进了国库吗？”

贺明翻到财政收支附表，指尖停在“上级补助收入”栏：“截至上月底，教育专户余额三百零七万，其中含今年一季度转移支付，但不含2022年欠款。”

“那三百零七万，够发多少人的工资？”

“按现行标准，大约五百二十人。”贺明声音低下去。

陈默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麦子已抽穗，绿中泛黄，风过处起伏如浪。远处山脚下一排新刷的标语还带着水痕：“产业兴农、人才强基、生态富民”。他忽然想起早上丁小雨电话里那句“永州这些年发展得不容易”——不是客套，是实情。可“不容易”三个字，不该成为账本上数字蒸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