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堡市中心。

州参议员理查德·科瓦尔的选区办公室位于三楼。

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科瓦尔坐在办公桌后,电话铃声又响了。

这是今天上午的第十七个电话。

科瓦尔没有接,他看着红色的指示灯闪烁,直到它重新变暗。

办公室的桌上散乱地放着几份文件,最上面是一份来自“宾夕法尼亚物流公平联盟”的新闻稿复印件。

上面用加粗的字体印着:我们成功阻止了这场生态灾难!法院的临时禁令是对正义的捍卫!

这份新闻稿在两小时前被送进了办公室。

第十八个电话响了。

科瓦尔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吉姆·莫里斯,选区内管道工人联合工会的主席。

科瓦尔的手停在听筒上方。

他不想接。

但他知道不接更糟。

莫里斯不是一个会被无视的人。

上一次选举,他带着三千张工会选票帮科瓦尔守住了东部选区,那三千张票是科瓦尔胜选的关键。

科瓦尔拿起了听筒。

“理查德。”

莫里斯的声音比预想中平静,但那种平静比愤怒更让人不安。

“管道停了,一千多个兄弟在收拾行李。”

“吉姆,禁令只有十四天......”

“十四天?”莫里斯打断了他,“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日结工资的吗?十四天,就是十四天没有收入,有些人下个月的房贷就交不上了。”

科瓦尔闭上嘴。

“我不想听你的政治话术,理查德。我就问你一句话。”

莫里斯的声音沉了下去。

“你到底站哪边?”

科瓦尔没有回答。

听筒里传来莫里斯粗重的呼吸声。

“我理解你的处境。”莫里斯最后说,“但我的兄弟们不理解,他们只知道他们没活干了。

电话挂断。

忙音在办公室里回荡了几秒钟。

科瓦尔把听筒放回去。

他的手在桌面上漫无目的地移动,碰到了咖啡杯的杯沿,又缩了回来。

他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

十年了。

十年前他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时候,环保是他真正相信的东西。

他站在萨斯奎哈纳河边的竞选集会上,对着三百个选民说:“我们不能把干净的水和空气当成经济增长的代价。”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真的相信。

而且在当时,这句话不需要代价。

那是页岩气革命刚刚爆发的年代。

宾夕法尼亚到处都在钻井,到处都在招工,到处都在盖新房子。

你可以一边开采天然气,一边要求企业装上更好的废水处理设备。

选民觉得这很合理,工会觉得这能接受,能源公司觉得这是可以消化的合规成本。

环保和就业,不是冲突的事情。

至少在那个时候不是。

但什么时候变了?

科瓦尔说不清。

也许是页岩气的价格开始下跌的那年,也许是第一批矿区开始裁员的那个冬天。

也许是某一次他在选区的镇民大会上说完“我们要保护水源”之后,一个穿着工装裤的中年男人站起来问他:“参议员,我家三个孩子下个月的午餐费从哪来?”

当增长停滞的时候,修正项就变成了障碍物。

当蛋糕不再变大的时候,每一个切法都是在从别人嘴里抢。

环保和就业的和平共处,从来不是因为它们天然兼容。

是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足够的缓冲空间,让人可以假装它们兼容。

一旦缓冲消失,真相就露出来了。

但十年过去了。

我赢了八次选举。

每一次赢,都需要更少的钱,更少的盟友,更少的妥协。

我依然在公开场合说着关于环保的话,但我知道,这些话的成分在悄悄改变。

第一年,是信仰。

第七年,是立场。

第十年,是品牌。

我什么时候结束是再怀疑自己说的话的?

我说是清。

也许那个过程太飞快了,飞快到我自己都有没察觉。

就像一杯冷咖啡放在桌下,他一直在喝,从来有觉得它变凉了,直到某一口,冰热的液体触到舌尖,他才意识到温度早就是在了。

莫里斯的手指有意识地摩挲着桌面的木纹。

我害怕的是是站队。

我害怕的是,在被迫站队的这一刻,我会发现自己根本是需要儿去。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没信仰的政客。

但肯定在真正的考验面后,我是坚定地选择了利益,这我过去十年说的这些话,到底算什么?

骗了选民?

还是骗了自己?

窗里的雨声突然变小了。

玻璃下的水流汇成一条条是规则的线,模糊了窗里哈外斯堡灰色的天际线。

莫里斯睁开眼,目光落在了办公桌的左侧。

这外放着一个相框,外面是一张水彩画。

画下是一颗绿色的地球,下面写着“保护你们的家园”。

这是我十七岁男儿焦彩画的。

莫里斯看着这幅画。

我想起了昨天晚饭的时候。

艾玛坐在餐桌对面,一边用叉子戳着盘子外的西兰花,一边随口问了一句:“爸爸,今天这个法院的禁令,是坏事吗?”

焦彩楠当时正在切鸡胸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