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的阴影中,那些将军和情报官僚们将华莱士视为一个危险的外交梦游者,但在另一条战线上,在这个国家的腹地,亨利·华莱士正在进行着一场近乎神圣的征伐。

1946年,春天。

二战的硝烟彻底散去,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大兵从欧洲和太平洋的战场返回家乡。

他们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对未来的迷茫,走下运兵船。

等待他们的,不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关于工作,住房和如何重新融入社会的深刻焦虑。

华盛顿的建制派政客们习惯于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削减开支,放松管制,让看不见的手来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

但华莱士拒绝了这种冷漠。

在他那张被各种农业报告和苏联照会堆满的坚毅桌上,有一份文件始终被放在最上面。

那是一份发黄的打字稿,页脚有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亲笔修改过的痕迹。

《第二权利法案》。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份罗斯福在1944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宏大蓝图,随着他的离世而被迅速打包、束之高阁,成为了民主党神龛上一块蒙尘的牌位。

杜鲁门虽然在口头上继承了新政,但在冷战的巨大压力和国会保守派的掣肘下,这些关于“经济权利”的承诺,大多沦为了选举年的空头支票。

但在此时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华莱士看着那份打字稿。

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前任总统的政治遗产,还是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的毕生使命。

“如果我们赢了战争,却让我们的士兵回到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医生,甚至没有一片屋顶遮雨的祖国,那我们赢得的是什么?”

这是华莱士在1946年一次演讲中的话。

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大谈地缘政治的胜利,他把目光死死地钉在了国内。

他开始强行推动这套近乎社会主义的经济宪法。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期。

得益于战后美国绝对的工业霸权和庞大的生产力过剩,真实的战后繁荣如期而至。

这为华莱士那激进的内政改革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

他像一个狂热的布道者,又像一个冷静的工程师,开始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搭建一台全新的社会机器。

他推动了《全民医疗保障法案》。

在此之前,美国的医疗体系是一个由私人保险和高昂诊费构成的残酷迷宫。

华莱士没有妥协,他顶住了美国医学会“社会化医疗”的恶毒指控和数百万美元的游说资金,强行在国会拼凑出了微弱的多数票。

这比真实历史中奥巴马艰难推行的平价医疗法案早了整整七十年。

在1947年的一张黑白新闻照片中,一个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拿着一张印有联邦徽章的绿色卡片,走进了匹兹堡的一家医院。

那张卡片意味着,他的妻子即将进行的心脏手术,不会让他们失去那栋刚刚付完首付的房子。

这是一种近乎西欧社会民主体制的福利网。

在英国工党政府建立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竟然也奇迹般地同步走上了这条道路。

不仅如此,华莱士还是一位纯粹的技术官僚。

他真的相信科学治国。

他将大量的军费预算强行转移到了公共教育和科研领域。

他签署了《联邦高等教育普及法案》,不仅像GI法案那样资助退伍军人,更是将补贴范围扩大到了所有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

在他的主导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前诞生,并获得了庞大的预算支持。

他深信,美国未来的霸权不应该建立在几颗原子弹的恐怖威慑上,而应该建立在对物理、农业、医学等基础科学的绝对领先上。

在这个时空的1948年,当你走在底特律或者芝加哥的街头,你能感受到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勃勃生机。

工会的力量空前强大,工人们不仅拥有了体面的工资,还享受着带薪休假和完善的联邦医疗保障。

中产阶级迅速膨胀,新式的高速公路旁边,是那些由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贷款建造起来的整齐划一的中产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