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厂长闻言怔在那里,半天没吭声。

窗外,蝉鸣一阵紧似一阵。

办公室里闷得像蒸笼,让人感到更添几分烦闷。

陆怀民没急着往下说,他知道这话听着刺耳。

一个十七八的后生,头一天进厂,就指着厂里几十年的经验说“不对”,搁谁心里都得转几个弯。

半响,郭厂长拿起陆怀民放在办公桌上的维修记录,一页一页地翻。

第一页,第二页,第五页,第十页.......

有些机子的名字他认识,有些公社的名字他熟悉。

那些歪歪扭扭的维修记录背后,是一台台被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铁疙瘩,是一个个修理工蹲在车间里抓耳挠腮的下午,是一笔笔从公社账本上划走的冤枉钱。

他翻到最后一页,把记录合上,搁在桌角。

“小陆同志,”郭厂长的声音比方才低沉了许多,“你这话,戳到根上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陆怀民,望着厂区里那些灰扑扑的厂房。

“我跟你说个事。”郭厂长叹了一口气:

“去年冬天,红旗大队那台手扶拖拉机,就是最后报废那台。那是大队唯一的运输工具,指望它往县城送公粮、拉化肥。腊月里趴了窝,大队支书亲自押车送来,在厂门口蹲了两天两夜,就盼着能修好过年。

“可咱们修不好。”他的声音低沉了下去:

“换了轴承不行,换了曲轴也不行。最后只能跟支书说,报废吧,再修下去,搭进去的钱够买半台新的了。

“支书蹲在车间门口,抽了半宿的烟。天亮的时候,一句话没说。

郭厂长转过身,看着陆怀民:

“那台机子,就是你说的'修坏的'。可咱们不修,它趴在地里,大队一年的收成就得人挑肩扛往外运。”

他坐回椅子上,把中山装的扣子解开又系上,系上又解开,最后干脆敞着:

“小陆,你说的我懂。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是个办法。可问题是——”

他顿了顿,有些无奈:

“咱们厂,满打满算八十七号人。技术员就三个。老王六十二了,快退休的人了,干了一辈子,凭的是手熟;小刘是工农兵学员,底子薄,带几个徒弟还凑合,真遇到疑难杂症,他也抓瞎;还有一个老郑,去年查出肺病,常

年病假,算半个人。”

“你让他们搞点简单的维修,还可以,稍微复杂一点,就要抓瞎。”

他叹了口气:

“小陆同志,你是大学生,肚子里有真东西。咱们厂这些师傅,多数是初中毕业就进了厂,跟着老师傅手把手学出来的。他们会拆、会装,会换零件,可要他们‘检测”问题,他们连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

“就说老王吧。”郭厂长往后靠了靠,藤椅吱呀响了一声:

“他修了一辈子机器,耳朵贴着缸体一听,就知道这机子有没有毛病。可你问他,这毛病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他说不上来。他就会说,听出来的,三十年的经验。”

“这话听着玄乎,可咱们搞了这么多年农机,心里都清楚,经验这东西,是拿时间和冤枉钱堆出来的。老王自己摸索了三十年,摔了无数跟头,才有了今天。可咱们等不起三十年啊。”

郭厂长看向陆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