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上海北郊的军用站台上,一列灰绿色的军列正停靠在那里。

这趟列车从头到尾全是闷罐车和平板车皮,只有中间夹着一节深绿色的客车车厢,车窗上拉着厚厚的墨绿色窗帘,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车厢两端各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

周永年和陆怀民并肩走向站台。

他们身后还跟着两个穿便装的年轻人,是随行北上的便衣警卫,手里提着一只银灰色的铅封档案箱。

“周总工,陆工,这边请。”一个军官迎上来,敬了个礼,引着他们走向那节保密车厢。

陆怀民跟着走到那节车厢前,车上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标签:

“国防工业重点物资运输专厢,凭证进入”

军官核验了周永年和陆怀民的证件,又仔细检查了那两只铅封档案箱上的封印,确认完好无损,才侧身让开通道。

“箱子里装的是?”军官低声问了一句。

“技术档案,部里特批随人押运。”周永年答。

军官点点头,没再多问,只是又补了一句:

“车厢里有保险柜,密码你们自己设。沿途停靠任何站点,除了上级命令,这节车厢都不会开门。到了首都,会有专人来接。”

周永年道了声谢,和陆怀民一前一后登上了车厢。

车厢内部是改过的。

原来的座椅被拆掉了一半,靠车厢一端摆了一张固定式长条桌和几把折叠椅,另一端则嵌着一只墨绿色的铁皮保险柜,柜门上有一个四位数的机械密码盘。

角落里还放着一台手摇式电话机,直接连到机车头的调度室。

另一端还有几张收拾地很干净的床铺。

两名便衣警卫把档案箱放进保险柜,周永年亲自拨了密码,又拽了拽柜门确认锁死,才在长条桌旁坐下来。

不多时,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

窗外的景色从厂房变成了农田,又从农田变成了成片的稻田。

九月的江南,晚稻正在抽穗,满眼都是沉甸甸的绿。

周永年坐在靠窗的折叠椅上,忽然指着窗外一条几乎被荒草掩埋的老铁路路基说:

“怀民,你看那条路。”

陆怀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

那是主铁路旁边一条早已废弃的支线,铁轨早就拆掉了,只剩下高出地面的路基和几根歪歪斜斜的水泥枕木。

路基上长满了狗尾巴草,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那就是老沪宁线的路基,日本人修的。”周永年说: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号,日本人打进上海。那时候我才六岁,我爹是杨树浦发电厂的锅炉工。日本人打过来之前,厂里把设备往内地撒,我爹跟着最后一批撤出来的工人,挑着两副担子,一头是被褥,一

头是我和我妹妹,沿着这条铁路往南京走。”

他顿了顿,指着窗外那些已经消失在视线尽头的路基。

“小日本的飞机就在头顶扔炸弹。我爹说,有一回炸弹就落在铁路边上,气浪把他掀出去好几米远,耳朵里流了好几天血。我妹妹吓得直哭,我爹就把我们塞在一座铁路桥的桥洞里,自己趴在洞口,用身子挡着弹片。后来到

了南京,以为安全了,结果南京也守不住了,又往武汉跑,往重庆跑。跑了一路,丢了一路,等抗战胜利的时候,家里就剩我和我爹两个人了。”

周永年深吸一口气,忽然笑了,笑得有些酸涩。

“四十三年前,我爹就是沿着这条铁路,挑着担子去逃难,头顶是小日本的飞机。四十三年后,没想到咱们能反过来让他们的技术堡垒塌个角。”

他说着,有些感慨万千:

“这一次,终究是我们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