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十一月中旬，亚琛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凉。

清晨的公园里，梧桐叶铺了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

陆怀民渐渐习惯了这座小城的节奏，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沿着公寓后面的小公园跑半小时步，回来冲...

陆怀民没说话，只是低头端起茶缸抿了一口，热茶已微凉，舌尖泛起一点涩味。他盯着缸底沉浮的几片茶叶，像在数它们舒展的纹路。窗外梧桐叶影斜斜地爬进窗框，在陈鹤年摊开的笔记本上缓缓挪动——那本子第一页写着密密麻麻的时间轴：1977.10.21，恢复高考消息公布；1978.3.2，他背着旧帆布包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校门；1979.9，江南厂技术攻关组第一次来校对接；1980.5，俄语强化班结业证书；1981.3.12，图书馆离校手续办理……每一条都标着红点，像未愈的针脚。

“电磁侧信道攻击。”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把茶缸轻轻搁回桌面，“这个说法，很像你当年在精仪系实验室里调试示波器的样子。”

陈鹤年一怔。

“记得大二下学期，你借走系里那台苏联产C1-74双踪示波器，三天没还。王教授发了火，说再不交还就停你实验课学分。”陆怀民嘴角微扬，“后来你交回来时，机壳内侧用铅笔写了行小字：‘触发延时偏移0.3ms，扫描线性误差±1.7%’——连螺丝孔位都重新校准过。”

陈鹤年耳根发热，下意识摸了摸后颈：“那会儿……真较真。”

“较真才好。”陆怀民翻开档案袋最底层一张泛黄的复印件——是1979年江南厂《关于进口法那科FANUC-6M数控系统国产化适配问题的初步报告》手写稿影印件，页眉处有两行钢笔批注，字迹与梁燕扉页签名如出一辙：“建议重点排查ROM芯片供电滤波电容老化对时序稳定性之影响”，落款日期是1979.11.18。

“她看过原件。”陆怀民指尖点了点那行字，“不是复印件，是当时厂方寄给学校的协作资料原件。全系只有三个人经手过，你、王教授，还有负责资料归档的梁老师。”

陈鹤年喉结动了动，没接话。

陆怀民把复印件翻过去，露出背面——一行极淡的铅笔字几乎被复印模糊：“P.S. 调试记录第7页，示波器截图右下角坐标轴标记异常。”

“她连你调试时的习惯都记住了。”陆怀民抬眼，“你总把示波器X轴衰减旋钮逆时针多拧半格，让扫描线微微拉长，方便捕捉上升沿细节。这习惯连王教授都没发现，但她注意到了。”

空气凝滞了两秒。招待所二楼走廊传来拖鞋趿拉声，由近及远，又一声咳嗽，接着是隔壁房间收音机滋啦响起《东方红》前奏。

陈鹤年忽然伸手，从自己西装内袋掏出一个硬壳笔记本——深蓝色布面，边角磨得发白，锁扣锈迹斑斑。他没打开，只用拇指反复摩挲封皮右下角一处指甲盖大小的烫金徽记：一朵简笔勾勒的雪花，下方刻着“伯克利·1974”。

“米勒教授送的。”他声音低哑，“我大一参加英语角那天，他看见我在抄写《普希金诗选》英译本，顺手塞给我的。说‘俄罗斯人写雪，美国人写冰，但真相都藏在结晶的间隙里’。”

陆怀民没接话，只静静看着那枚雪花徽记。窗外梧桐影已移到笔记本封面上，恰好覆住那朵雪。

“您知道为什么选中我吗？”陈鹤年忽然问。

陆怀民摇头。

“不是因为成绩。”陈鹤年苦笑，“同届精仪系前三名，两个去了航天一院，一个进了中科院自动化所。他们简历里都有省部级奖励，我只有个校级三好学生。也不是因为项目经历——江南厂那次，我只是跟着王教授打下手，连电路图都没资格签字。”

他顿了顿，指腹划过徽记边缘的锈痕：“是因为我‘干净’。家在皖南山区，父亲是赤脚医生，母亲早逝，高中三年靠助学金和卖山货念完。档案里没有海外关系，没有亲属定居港澳台，连外语角合影里站在我旁边的女生，后来都查实是本地纺织厂女工——她父亲还是劳模。”

陆怀民终于点头：“所以你们判断，策反成本最低。”

“对。”陈鹤年合上笔记本，金属锁扣发出轻微咔哒声，“CIA要的不是现成的间谍，是能长年潜伏的‘土壤’。而我这块土，足够贫瘠，也足够……安静。”

他拉开西装外套，从衬衣口袋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是张普通稿纸，但四角被反复摩挲得发毛。展开后，上面用蓝黑墨水密密麻麻列着三十多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标注着毕业院校、专业、分配去向及接触时间。最上方顶格写着：“梁燕，合肥工大外语教研室，1975.9入职”。

“这是她七年来接触过的所有理工科学生名单。”陈鹤年指尖点着最末一行，“最后一个是今年三月，精仪系应届生李振国——他毕设做的是‘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闭环控制’，和江南厂那台机床的伺服驱动模块原理高度相似。”

陆怀民拿起那张纸，目光扫过李振国名字旁的备注：“2021.3.8，图书馆三层西区，借阅《日本数控技术发展现状（1978）》——这本书根本不在馆藏目录里。”

“她自己带进去的。”陈鹤年说，“用牛皮纸包着，封面手写了书名。管理员查系统显示‘无此书’，她笑着说‘可能刚到货还没编目’，就把书放回了原位。”

陆怀民把稿纸翻过来，背面竟是一幅铅笔速写：江南厂老厂房外景，烟囱歪斜，墙皮剥落，但厂房西侧新砌的砖墙格外平整，墙根下堆着几块带编号的混凝土预制板——其中一块隐约可见“FANUC-6M”字样。

“她画的？”陆怀民问。

“不是。”陈鹤年摇头，“是李振国毕设答辩后，她主动帮他整理实验数据时随手画的。我调取了当天监控——她站在他身后，左手扶着他肩膀，右手握着铅笔，笔尖悬在纸上三厘米处，根本没碰纸。”

陆怀民手指停在那幅速写右下角。那里有个极小的箭头，指向新砌砖墙顶部一道细微的裂缝，裂缝延伸方向，正对着厂房二楼东侧第三个窗户。窗框漆皮崭新，玻璃却蒙着层薄灰，像很久没人擦拭。

“那个窗，是原厂图纸上没有的。”陈鹤年声音沉下去，“去年十月加装的。江南厂保卫科说是为了通风，但整栋楼只有那一扇窗加了不锈钢防盗网——网眼间距1.8厘米，恰好够微型摄像机镜头探出。”

两人同时沉默。窗外梧桐影彻底移开，阳光直射在稿纸上，李振国名字旁的“FANUC-6M”字样被照得发亮，像一道未结痂的伤口。

“所以您打算怎么用我？”陈鹤年忽然抬眼，瞳孔里映着窗外晃动的光斑，“让我继续和她接触？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