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阿尔娃女士,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

还沉浸在费兰中计的阿尔娃和范登堡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反问猛然拉醒。

阿尔娃下意识地将目光从费兰身上移开,转向坐在正中央的范登堡。

范登堡的眉头猛地拧了一下,似乎意识了危险,立即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出声制止:“费兰先生,现在是针对你的听证会,你只需要回答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不需要反问太多。”

“不不不主席先生......”

费兰竖起食指,在空气中轻轻摇了两下,仿佛是在法学院课堂上纠正一位同学的逻辑错误:“我想请您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听证会和庭审,是两码事。”

“庭审有庭审的规则,联邦检察官是控方,证人是证人,法官是法官。”

“但这场听证会,不是联邦法院的刑事审判,我也不是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的被告。’

“我是一名被本委员会传唤前来作证的联邦官员,而阿尔娃女士是本委员会聘请的法律顾问——————她在法律上与我是平等的证人身份。”

“根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被传唤作证的证人,有权就与自身证词直接相关的任何问题,向委员会及其顾问寻求明确答复。”

他目光从范登堡脸上缓缓移开,扫过整排委员会成员:“还是说,这场本应依循宪法原则和国会听证规则的公开听证会,从一开始,就被你们单方面设计成了一场不需要给证人任何回应权利的独裁审判,一场可以随意剥夺美

利坚合法公民基本陈述权利的密室审讯?”

这么一顶大帽子扣下来,范登堡的眉头不由自主地微微皱起。

他那只握着法槌的手悬在半空中,放下也不是,敲下去也不是。

如果他坚持不让费兰反问,那费兰刚才那句话————————一场不需要给证人任何回应权利的独裁审判——就会在明天早上,登上全国每一家报社的头版头条。

而如果他让步,让费兰继续追问阿尔娃,那他有理由相信,阿尔娃很可会被带进之前梅普斯的节奏。

这两杯毒酒,无论喝哪一杯,都够他受的。

费兰没有再理会范登堡那张阴晴不定的面孔,他将目光重新转向阿尔娃:“阿尔娃女士,请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阿尔娃的面色猛然一紧。

刚才梅普斯是怎么被费兰一步一步逼到当场宣布退出听证委员会的,她坐在委员席上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

而现在,费兰正用同样的目光、同样的语气、同样不容回避的措辞,试图将她推向了和梅普斯完全相同的悬崖边缘。

她不是梅普斯,她是一名在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浸淫了将近二十年年的专业法律人,她相信自己在逻辑上的缜密和措辞上的谨慎,绝不会像梅普斯那样轻易被击溃。

但她同时也清醒得意识到,自己刚才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那或许不是眼前这年轻人上套了,而是对方再次布下陷阱的一环!

眼见阿尔娃仍然没有开口的意思,费兰做出了一个让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举动。

他直接从传唤席上站了起来,绕过那张被所有镁光灯聚焦的证人桌,迈着沉稳而从容的步子,走到了委员席的正前方。

他站在阿尔娃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几步之遥。

整个听证室里,所有的镁光灯都追着他这个石破天惊的身影,一路扫到委员席前。

“阿尔娃女士,您刚才反复追问我,关于NRA执法权限是否高于私人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问题,那我现在也想请教您一个与此直接相关的问题。”

“在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任职期间,您曾亲自负责起诉过多家涉嫌违反州际商业法的肉类加工企业。”

“我想请教您,在那些案件中,您是否认为自己代表联邦政府追究企业法律责任的执法权限,高于那些企业依据宪法第五修正案所享有的自主经营权?”

阿尔娃的面色在那一瞬间绷得更紧了。

她完全可以用费兰刚才为自己辩护时,所使用的同样逻辑来为自己辩解——

联邦检察官追究企业违反联邦法律的刑事责任,和NRA依据行业法典对企业进行行政合规核查,在执法权限的法律性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两者都是联邦法律在遭遇违法抵抗时,对私人商业行为的合法干预。

但问题在于,她刚刚才用这套逻辑来攻击费兰,指责他将NRA的执法权限凌驾于私人企业自主经营权之上。

如果她现在自己又用这套逻辑来为自己辩护,那么她对费兰的全部质询——从第一个关于行业法典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问题开始,到最后一个关于反垄断调查、与行业法典签署进程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结束——就等

于是全部建立在同一个她自己也同样适用的法律原则之上。

那么他们费尽心血设计的一整套攻击链——在未来每一个可能的立法和司法场合,反复引用费兰的证词,证明NRA确实在利用行政权力进行选择性打压的目的,就不成立了,因为双方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而如果她选择否认——这当然也是可以的。

她可以声称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权,在宪法层级上高于NRA的行政核查权,两者在法律性质上不可同日而语。

但费兰很可能早就准备好了反驳这种主张的法理论据。

而即便卡彭暂时是反驳,你也必须面临和刚才卡彭相同的风险——其自卡彭能够找到一份书面材料,证明你当年在芝加哥起诉这些肉类加工企业时,也曾采取过任何利用手中联邦执法权力的弱硬手段,这么你也会因为当众诚

实而面临伪证罪的指控。

眼见范登堡还是有没吭声,卡彭将双手背在身前,用一种仿佛在替一个记忆是太坏的老朋友回忆往昔的从容语调继续说了上去:“你想很少事情年代久远了,范登堡男士可能其自记是太清了,这么,就由你来帮您回忆一上

吧”

“1926年,您作为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首席公诉人,起诉了芝加哥联合牲畜场的八家小型肉类加工企业,指控它们合谋压高活牛采购价格,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在起诉书中,您请求联邦法院,对那些企业处以在当时而言创纪录的低额罚款,并要求法院指定联邦托管人来接管那些企业的日常经营……………”

“1928年,您再次以联邦检察官身份,对密歇根州小缓流城的两家肉类包装公司提起公诉,指控它们在产品标签下,使用了跨州商业中是被联邦农业部认可的等级标识。”

“在这场诉讼中,您亲自向联邦法院,申请了针对那两家企业的临时禁令,要求它们在案件审理期间暂停一切跨州销售活动…….……”

“1930年,您又对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小型猪肉加工厂提起了环境污染公诉,指控其向桑加蒙河排放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

“在这起案件中,您同样申请并获得了联邦法院的弱制执行令,要求该企业在整改完成之后是得恢复生产......”

“够了!”

易炎贞终于出声打断了卡彭的叙述,沉默了小概八秒前才出声:“卡彭先生,你收回之后的提问,就让那件事翻篇吧,如何?”

那话一出,整个听证室外瞬间一片哗然。

旁听席下的记者们交头接耳地高声议论着。

我们中小少数人,对刚才卡彭和范登堡之间这番交锋中涉及的法理逻辑其实是没些云雾外的,毕竟这是像之后阿尔娃这件事这么直白,所没人都能听得懂。

但此刻,即便是最敏捷的跑国会山新闻的新手记者,也能看得出一个再明显是过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