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连番打击下，唐朝时期开发已经初见成效的南方也就变得更加重要。

毕竟北方需要面对天气的严寒和异族南下劫掠的威胁，生产环境称得上是非常恶劣。

南方不需要面对异族铁蹄，而且整体浮动的气候变化对南方施加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故而经济重心的南移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如果脑袋一热，啪的一拍脑门强行定都关中，那宋朝的景象都不敢想：

钱粮财赋看江淮，边防御敌看河北，漕运中转看汴梁，政治中心居关中。

真要这么玩儿恐怕都不需要驴车皇帝出手，这大宋自己就先散架了。

事实上汴京，或者说开封，其崛起也是跟唐朝有关。

安史之乱前，关中是唐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钱粮中心则是由江淮与河北一起担任。两地分别由永济渠和通济渠连接，这两条钱粮命脉上洛阳刚好居中平衡，故而成了唐朝东都的绝佳选择。

安史之乱使得河北民生凋敝，地方和中央互相猜忌，结果就是河北江淮这唐朝的两条大腿直接断了一条，中晚唐的钱粮财赋基本都仰仗江淮，通济渠成了唐朝的唯一命脉。

这种情况下，汴州成了维护漕运安全的新平衡点，并最终取代了洛阳的地位。

事实上北宋也是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定都汴京实质上就是将军事、政治、财赋、漕运的关键节点重叠在一起方便朝廷掌控。

在早期赵匡胤或许真的动过迁都洛阳的心思，毕竟972年时汴梁一年的漕运不过五十万石，迁都洛阳的损耗完全承担得起。

但十年后，汴梁一年漕运就已经激增至四百万石，并且在二十年后更是激增至六百万石，巨大的漕运压力使得迁都无异于在心脏上动刀子，稍有不慎就是自绝。

只不过，后来金朝的长驱直入也证明了赵光义所说的定都“在德不在险”完全就是一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