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顺之的奏子送上来的时候，他当时极为兴奋，因为这个奏子解决他对金银的向往。

若这奏子的方针是对的话，那大明不仅从市舶司得到一项收益，而且江浙的倭寇问题得到缓解，将会节省一大笔的军费开支。

这一加一减，那大明的国库就不会如此窘迫，而他亦不需要为修道家建筑所烦心。

只是在这股兴奋劲过后，他渐渐地冷静下来。意识到唐顺之只说了其中一种可能，事情还有可能朝着另一种可能发展。

若重开市舶司，让好不容易稳住的东南局面变得更糟糕该怎么办？若是东南形势骤变，需要投入更多的军费，那又该如何是好？

如果重开三市舶司的举措，一下子波及到整个大明王朝，那他的修道事业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了呢？

“三市舶司万万不可重开，一旦重开，倭寇必将借势而来，东南必将危在旦夕。届时，国库税入将全部拨往东南……”

嘉靖拾起一本奏子，看着奏子在痛斥市舶之弊，当真让他有种扎心之感。特别这里提到各项军费的支出，令他亦是头大如斗。

当年收复河套的战略方案极有前瞻性，但他为何最后选择反对了，甚至不惜将夏言给砍了头呢？这建功立业是他所想要的，但要动用巨大的军费支出，从而影响他伟大的修道事业，却是万万不能。

如今选择再度摆在他的面前，重开三市舶司恐怕没有他最初时想象的那么美好，甚至可能影响到他的修道大事业。

“主子，徐阁老、礼部尚书吴大人、锦衣卫左都督陆大人在殿外求见！”黄锦迈着小碎步走进来，轻声地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