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岁的廖莉娅淳朴善良，一头褐色的短发。从她的大脸盘儿上能看出她心里所想的一切。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不宜为人知的事也讲了出来。从她那儿，保尔知道老头儿在家不给别人自由，专制霸道，气量小，见识短，爱吹毛求疵，常在家制造紧张空气。因此妻子和女儿对他都十分厌恶。阿尔宾娜二十五年来一直跟他的专制抗争，两个女儿也站在她这一边，家里天天大吵小吵不断。

另一个祸害是廖莉娅的弟弟乔治，一个彻底的浪荡子，自以为是，讲吃讲穿，爱吹牛又酗酒。他是母亲的心肝，中学一毕业就开口向母亲要钱，说要上莫斯科。

“我去上大学，让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也卖点东西。用什么方法我不管，反正得给我弄到钱。”

乔治吃定了母亲对他的一味顺从，所以不知廉耻地一再利用。在姐妹面前他自以为高人一等。母亲想方设法从老头儿那里要钱，连同达雅挣的，一次又一次寄给儿子。但由于他入学考试成绩太差，被除名了，现在住在叔叔那里享福。他经常打电报威逼母亲汇钱给他。

保尔直到黄昏才见到小女儿达雅，是母亲在过道悄悄告诉她有客人来了，她一脸腼腆地同保尔握手致意，脸红得直到脖子根儿。保尔没有马上就放开她那起了茧子的粗大的手。

达雅今年十八岁，不是很漂亮。但一双栗色的大眼睛，弯弯的细眉，端正的鼻梁和唇线分明的红嘴唇，让她吸引力十足。干活儿穿的一件条纹上衣紧紧绷在她年轻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上。

两姐妹分住两个房间，达雅外屋里放有一张小铁床和一只五斗柜，上边有些小物件，还竖着面小镜子。墙上贴着三十多张相片和图片。一盆深红色的天竺葵和一盆粉红的菊花摆在窗台上。一条淡蓝色的带子将薄纱窗帘拢在一旁。“达雅的屋里从没进过男人。可是，您让她破例了。”廖莉娅打趣道。

里被她用红笔圈出三十多处语病，还有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华，只要下够功夫您定能成为文学家。不过目前您的文字不太通顺，看得出您还没能掌握好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没有学习的时间。抱歉的是我们不能聘用您。但需要重申：您很有才华，您这篇文章稍事加工就能成为佳作。不过，我们需要的，是擅于加工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起来，右眉毛挑动着：“好，我同意。我怎能成为文学家呢？我曾是个好伙夫，好电工，会骑马，会做团员工作，但在文学战线上，我就是个劣等兵了。”

他告别后走出了房间。

他差点儿在长廊拐角处跌下去。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搀住他。

“同志，您怎么了？脸色可不太好！”

保尔几秒钟后才缓过来，他轻轻挣脱她的手，吃力地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他的病况越来越糟。上班是没戏了，躺在床上的日子渐渐增多，中央委员会停了他的工作，还让社会保险总局发抚恤金给他。他有了抚恤金，也领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还给他一笔钱和个人档案，让他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时，玛尔塔来信要保尔去她那儿，休息一阵子。保尔正好打算去莫斯科。他依然暗自希望能去联共中央委员会试试，看有没有不用走路的工作。然而到了莫斯科，大家都是要他治病，并要安排他进最好的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借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娃·彼得松的公寓里，已经有十几天了。玛尔塔和娜佳天天早出晚归，他则整天独自在家。

保尔废寝忘食地读着玛尔塔丰富的藏书，夜晚，玛尔塔常有女客前来，偶尔也有男同志。

丘察姆母女三人写了几封信来要他前去，她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等待着他的援助。

一天早晨，保尔·柯察金离开了鹅舍胡同，离开了这安宁的住处。列车带着他驶向南方，走向大海，离开了绵绵秋雨，去到克里木南部的温暖海滨。望着窗外一根根飞速向后的电线杆，他紧蹙双眉，黑眸里迸射出坚强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