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封锁下的 “无米之炊”
“巴黎统筹委员会” 的禁运清单对密码技术实施 “全链条封锁”，不仅禁止出口加密设备与算法，连示波器、频谱分析仪等基础测试设备也被严格限制。1959 年，“103 项目” 需要高精度示波器（带宽≥10mhz）测试密钥流的统计特性，但国内无法生产，国外又买不到，项目一度停滞。
科研人员采取 “土法上马” 的应急措施：用多台普通示波器（带宽 2mhz）并联，通过相位补偿扩展带宽；用手工绘制 “密钥流统计分布图”，替代专用分析设备。戴宗铎回忆：“当时没有计算机，我们用算盘计算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几个人算一个星期才得出一组数据。” 这种 “人工替代机器” 的方式，虽效率低下，但确保了研究不中断。
1961 年，团队通过香港 “中转渠道” 购入 1 台英国产 tektronix 545 型示波器（带宽 10mhz），但设备到货时被拆除了核心部件 —— 这是西方对华技术封锁的典型缩影。直到 1964 年，国产第一台 10mhz 示波器（型号 St-10）研制成功，才彻底解决测试设备短缺问题。
（二）资源约束下的 “优先级博弈”
十二年规划期，国家科技资源优先向 “两弹一星” 倾斜，密码研究的经费与人才长期处于 “次要优先级”。1958-1962 年，电子学领域年均经费为 8000 万元，其中密码研究仅占 8%（约 640 万元），不足计算机领域经费（1500 万元）的一半。经费短缺导致：
设备更新缓慢：数学研究所的计算设备仍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直到 1965 年才配备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 型）；
实验条件简陋：“103 项目” 的调试车间冬季无暖气，科研人员需穿着棉衣工作，电子管频繁因低温失效；
人才流失：部分青年学者因研究条件艰苦，转向计算机、半导体等 “热门领域”，1960-1962 年密码研究团队流失率达 15%。
为争取资源，1962 年聂荣臻在国防科技会议上特别批示：“密码研究虽不直接产生武器，但关系到武器的有效使用，必须给予必要保障。” 此后，密码研究经费占比提升至 10%，并优先调配 103 型计算机用于密钥流分析，缓解了资源紧张局面。
（三）认知差异下的 “学科认同困境”
密码学的 “隐蔽性” 导致其在学术界缺乏认同 —— 规划期的密码研究成果多以 “纯粹数学” 或 “通信技术” 名义发表，无法公开标注 “密码学应用”，学者的学术贡献难以被广泛认可。1963 年，万哲先的《有限域上的典型群》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奖” 时，因评审专家不了解其密码应用价值，仅获三等奖，这在当时引发了部分学者的不满。
同时，军事系统与科研单位对密码学的认知也存在差异：科研单位强调 “理论严谨性”，主张 “先完善理论再推进应用”；军事单位则强调 “实战需求”，要求 “快速研制能用上的设备”。1961 年 “103 项目” 论证时，双方曾因 “密钥周期长度” 产生争议 —— 科研单位主张 “周期应≥10^6，确保理论安全”，军事单位则认为 “周期≥10^5 即可满足短期通信，应优先缩短研制周期”。最终达成妥协：先研制周期 10^5 的简化版设备应急，同时推进长周期版本的研究。
这种 “理论与应用” 的认知差异，直到 1964 年 “103 型” 加密机在军事演习中成功应用后才逐渐弥合 —— 科研单位认识到 “实战需求的紧迫性”，军事单位也认可 “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形成了 “理论指导应用、应用反哺理论” 的良性互动。
四、拓荒成效：学科奠基与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
（一）密码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
十二年规划期结束时（1967 年），中国已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密码学研究体系：
研究机构：形成 “中科院数学所（理论研究）+ 总参三部某研究所（应用研究）+ 电子工业部 718 厂（设备制造）” 的协同格局；
理论体系：掌握了序列密码、分组密码的核心设计方法，建立了以有限域、线性代数为基础的理论框架；
人才队伍：培养专职密码研究人员 15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12 人，形成 “老中青” 结合的梯队；
技术储备：研制出 “103 型” 加密机、汉字动态加密算法等 5 项核心成果，实现军用有线通信的加密覆盖。
1967 年，《十二年科技规划密码学研究总结报告》指出：“经过十二年努力，我国密码学已从完全空白发展为具有自主研究能力的领域，基本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评价客观反映了拓荒的历史成就。
（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规划期的密码成果直接服务于国防与外交安全，在多个关键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 年原子弹试验：使用基于 “103 型” 加密机改进的 “103A” 型设备，保障了试验指挥中心与北京的保密通信，确保了试验信息不泄露；
1965 年抗美援越：应用汉字动态加密算法，破解了美军 AN\/pRc-10 型电台的通信密码，获取了 “美军轰炸计划” 等关键情报，为越南防空作战提供了支持；
1966 年导弹试验：使用自主设计的序列密码，实现了导弹发射阵地与指挥中心的实时加密通信，保障了试验的顺利进行。
这些应用实践，验证了密码学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价值，也强化了国家对密码研究的持续投入。1967 年，中央军委在《关于加强国防科技工作的决定》中，首次将密码学与核技术、导弹技术并列，列为 “国防核心科技领域”。
（三）长远影响：自主可控原则与军民融合范式
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留下了两大具有长远意义的遗产：
1. “自主可控” 的发展原则
规划期的技术封锁经历，使 “自主可控” 成为中国密码学发展的核心原则 —— 即密码算法、加密设备、核心元器件必须由本国自主设计生产，避免 “卡脖子” 风险。这一原则贯穿了后续中国密码事业的发展：1980 年代商用密码体系建设、2000 年代 “国密算法”（Sm 系列）研发、2020 年代量子密码探索，均以 “自主可控” 为根本导向。
2. “军民融合” 的早期范式
规划期形成的 “中科院（民）+ 总参（军）+ 企业（产）” 协同模式，是 “军民融合” 的早期实践。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资源共享—— 民用科研机构的理论成果服务于军事需求，军事应用的反馈推动民用技术进步；人才互通—— 科研人员在军民单位间合理流动，避免人才浪费；风险共担—— 军方提供需求与经费，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企业负责生产，分散研发风险。
1984 年成立的 “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dcS 中心）”，其组织架构直接借鉴了规划期的协同模式；2019 年《密码法》确立的 “军民融合发展” 原则，也可追溯至十二年规划的实践探索。
结论
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的密码拓荒，是新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实现 “从无到有” 的一次成功实践。在冷战封锁、资源约束、认知差异的多重挑战下，中国通过 “理论筑基 - 人才培育 - 技术攻坚” 的系统布局，构建了密码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专业人才，形成了自主可控的发展原则与军民融合的协作范式。尽管此次拓荒仍存在 “设备小型化不足”“算法种类单一” 等局限，但它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为后续密码学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从历史维度看，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后发国家在敏感技术领域必须坚持 “自主创新”，不能依赖外部援助；另一方面，敏感技术的发展需要 “战略耐心”，既要重视理论基础，又要兼顾实战需求，实现 “理论与应用” 的协同推进。从现实维度看，当前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正重塑密码学格局，十二年规划中 “以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以跨域协作应对挑战” 的经验，仍为当代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提供着重要的历史镜鉴。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挖掘解密档案，还原 “103 项目”“汉字加密算法” 等具体成果的研发细节；同时加强国际比较研究，探讨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密码学发展路径的差异，为当代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一、官方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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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档案馆藏：《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技术调查报告》，档案编号：102-00195-01，1955 年。
电子工业部档案馆藏：《103 项目定型报告》，档案编号：dZ-1964-103，1964 年。
国家密码管理局编：《中国密码工作史料选编（1949-1967）》，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年。
二、学术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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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数论导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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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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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戴维?卡恩：《破译者：世界密码史》（中译本），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 年。
四、口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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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宗铎访谈录（2008 年），《军事密码学发展史口述史料》，军事科学院内部资料，2008 年。
刘木兰访谈录（2010 年），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院史资料”，2010 年。
103 项目团队访谈录（2009 年），《电子工业口述史》，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年。
北京大学 1959 届 “代数专门化” 毕业生访谈录（2007 年），《北大数学百年史资料》，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