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坐落在西贡河边，是一栋白色的三层法式建筑，有着宽阔的走廊和百叶窗。西贡的湿热空气里，混着凤凰花的甜香和河水的腥气。

但此刻，总督办公室里的气氛，比雨季的闷雷更让人窒息。

总督皮埃尔·帕斯quier是个五十岁的男人，身材瘦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的灰色眼睛，看人时总带着审视，像在打量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

他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前摊着巴黎的密电，以及一份厚厚的华人资产统计表。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明暗交错的条纹，像监狱的铁栏。

桌旁站着三个人：印度支那殖民军司令让·德古少将，西贡警察总监亨利·莫兰，还有越籍官员阮文绍——南圻殖民议会副主席，法国人最忠实的“合作者”。他穿着越南传统长袍，戴着金丝眼镜，腰杆弯得像熟透的稻穗。

“先生们，”帕斯quier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巴黎的意志很明确。陈树坤在沙面的所作所为，必须用血来偿还。但这血，不一定非要是法国军人的血。”

他拿起那份华人资产统计表：“交趾支那百分之八十的稻米贸易，控制在华人手里。百分之七十的橡胶园，属于华人。而这些人，每年汇回中国的侨汇，至少有两亿法郎。这些钱，现在很可能变成陈树坤的枪炮，用来杀法国士兵。”

德古少将皱眉：“总督阁下，华人在印度支那有三百万，光是西贡堤岸区就有三十万。如果大规模骚乱……”

“不是骚乱，”帕斯quier打断他，摘下眼镜，慢慢擦拭镜片，“是‘民间自发的、长期受压迫的本地民众，对经济剥削者的正义清算’。警察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维持秩序。军队会‘谨慎克制’，除非暴徒威胁到法国公民的安全。”

阮文绍低下头，声音恭敬得像蚊子哼：“总督大人，越南人民对华人的不满，确实已经积蓄很久。他们垄断了最好的生意，娶走了最漂亮的姑娘，住着最大的房子。只要……一点点引导。”

“很好。”帕斯quier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反光，遮住了他的眼神，“阮先生，您和您的追随者，会得到殖民政府的全力支持。报纸、广播，会告诉越南人，华人是寄生虫，是陈树坤的同谋，是导致米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他看向莫兰：“警察部队，在骚乱开始后的前六个小时，不要出现。六个小时后，以‘维持秩序’为名进场，但逮捕的对象，百分之八十要是华人。罪名嘛——非法集会、暴力袭警、煽动叛乱，随你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