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湄公河三角洲，金瓯省。

秋日的阳光，金灿灿地洒在无边无际的稻田上。

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风一吹，就翻起层层叠叠的金色稻浪，空气中弥漫着稻谷成熟的清香，甜得醉人。

李老栓弯着腰，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拢着稻秆，动作熟练地割下一把稻子，转身放在身后的稻堆上。

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浸湿了后背的衣衫，但他脸上，却满是藏不住的笑容。

三年了。

从那个抱着孙子、一路乞讨到韶关的逃荒老汉，到如今在金瓯分到十亩水田、盖起三间瓦房、顿顿能吃饱饭的自耕农，李老栓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美得不敢醒的梦。

“爷爷！爷爷！”

远处田埂上，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蹦蹦跳跳地跑来，手里举着一个白面馒头，一边跑一边喊：

“开饭啦！王保长说，今天加餐，每人一个大馒头，一碗红烧肉！”

李老栓直起身，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汗，笑着骂：“慢点跑！别摔着！”

男孩跑到他面前，把馒头递给他，又掏出一块手帕，踮着脚给他擦汗。

“爷爷累不累？我给您捶捶背。”

“不累，不累，”李老栓接过馒头，咬了一大口，香甜的麦香在嘴里化开，他满足地叹了口气，“有这十亩地，有这白面馒头，爷爷就是累死，也甘心。”

男孩叫李水生，是他孙子。

三年前逃荒路上，瘦得皮包骨头，风吹就倒。

现在，小脸圆了，胳膊腿也粗了，穿着干净的衣服，背着小书包，每天去村小学读书，认的字比李老栓这辈子认识的都多。

“爷爷，”水生仰着小脸，眼睛亮晶晶的，“王保长说，明天有广州来的大官来视察，是真的吗？”

“真的，”李老栓摸摸孙子的头，“是陈总司令派来的人，来看咱们的收成。”

“陈总司令会来吗？”

“陈总司令忙，来不了。但他心里惦记着咱们呢。”李老栓指着远处田埂上那一排崭新的抽水机，“看见没？那是陈总司令给咱们装的，旱了能浇水，涝了能排水。还有那些化肥，也是陈总司令给的，稻子长得这么好，全靠它们。”

水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忽然挺起小胸脯，认真地说：“爷爷，我长大了，也要像陈总司令一样，当大官，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吃饱饭。”

李老栓一愣，眼圈忽然就红了。

他蹲下身，用力抱住孙子，声音哽咽：

“好……好……水生有志气……”

“你要记住，咱们的命，是陈总司令给的。咱们的地，是陈总司令给的。咱们能吃饱饭，能读上书，全是陈总司令的恩。”

“长大了，好好报答陈总司令，报答国家。”

水生用力点头，小脸上满是坚定：“我记住了！”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无边的稻田上，洒在这一老一少的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远处，村里的晒谷场上，已经飘起了袅袅炊烟。

李老栓决定，明天要把家里最肥的那只鸡杀了，再把今年新打的最好的稻米装上两袋，托视察团的人，带给陈总司令。

他没什么能报答的。

只有这一颗，最朴实，也最真诚的感恩之心。

1936年春，广州，国立大学开学典礼。

崭新的校园，红砖绿瓦，在春日的朝阳里熠熠生辉。

教室宽敞明亮，图书馆藏书万卷，实验室里摆满了从德国进口的精密仪器。

操场上，一千二百名新生穿着统一的校服，列队肃立，一张张年轻的脸，被朝阳映得通红，眼里满是朝气和光芒。

陈树坤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脸。

他们中，有广州本地富商的子弟，有南洋华侨的子女，但更多的，是来自东南三省、中南半岛、吕宋岛的农家孩子，是那些三年前还吃不饱饭、读不起书的穷苦人家的子弟。

“同学们，”陈树坤开口，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操场的每一个角落，“今天，你们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陈树坤有多大的本事。”

“而是因为，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祖辈，用他们的汗水，用他们的脊梁，在这片土地上，开垦出了能让你们吃饱饭的田地，建造出了能让你们安心读书的课堂。”

“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光宗耀祖。”

“读书，是为了明理，是为了开智，是为了让你们，以及你们未来的子孙，不再挨饿，不再受欺，不再被洋人叫做‘东亚病夫’。”

“你们当中，有的人要学工科，去造机器，造拖拉机，造枪炮，让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工业脊梁。”

“有的人要学农科，去种粮食，去搞育种，去修水利，让我们的百姓，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有的人要学医科，去治病救人，去研究新药，去建医院，让我们的同胞，生病了有地方看，有药可医。”

“还有的人，要学师范，去教书育人，去传播知识，去开启民智，让我们的民族，不再愚昧，不再落后。”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每一个被他看到的学生，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

“我给不了你们荣华富贵，也给不了你们高官厚禄。”

“我只能给你们一个承诺——”

“只要你们肯学，只要你们肯干，这片土地上，就一定有你们的位置，就一定能让你们，学以致用，报效国家。”

“现在，我问你们——”

他提高声音，字字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