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五年，二月十六，阴。

天刚亮，浔州码头上已是人头攒动。

在浔州府，自认有点身份地位的，都来给知府大人送行了；

没来的都是小瘪三，连皇帝宣召知府大人入京这么劲爆的消息都不知道，...

罗雨搁下茶盏，指尖在《砺斋志异》封面上轻轻叩了两下，纸页微颤，墨迹未干的“席方平”三字在斜照进来的晨光里泛着青灰的冷意。他没立刻答话，只将稿子往旁边一推，目光落在窗棂外那株老榕垂下的气根上——风过处，须根轻摇，如无数悬而未决的丝线。

“《席方平》不是给读书人看的。”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沉实，“昨儿散场，码头上一个挑夫蹲在江边啃凉粽，边嚼边问同伙：‘那阎王爷判案子，可比咱们知府大人公道？’他同伴啐了口唾沫，说：‘阎王老爷若真有，早该先劈了韦昌的脑壳！’——你听见没？老百姓不认阴司，只认眼前这张青天脸。”

尹楠怔了怔，垂手肃立，没接话。

罗雨站起身，踱至案前，从抽屉底层取出一叠素纸——那是他昨夜灯下新写的草稿，纸角还沾着一点干涸的荔枝汁渍。他将纸页摊开，压在《砺斋志异》上，墨迹是新研的松烟，浓淡相宜：“我改了三篇，都写好了。不取鬼神，不涉冥府，就讲活人怎么活。”

尹楠凑近细看，第一篇题作《卖炭翁》，第二篇名《浣纱娘》，第三篇却无题，只画了一艘歪斜小船，船头立个赤脚渔女，腰间别着半截断桨。

“《卖炭翁》？”尹楠低声念出，忽而抬眼，“师父，这名字……可是化自白乐天那首？”

“正是。”罗雨指尖点在“苦宫市也”四字旁，“但我不写宫市，写糖市。浔州糖厂今年扩了三座新灶，榨蔗工日日熬得眼珠发红，糖价却因桂平粮商联手压货，一月跌了两成。糖厂管事把账本烧了，怕工人看见火光起哄——可火苗蹿起来时，偏被码头上一群瑶家孩子瞧见了。他们不懂账，只记得去年冬天，糖厂发不出工钱，有个叫阿峒的壮汉把老婆陪嫁的银镯子熔了，兑成碎银，分给冻疮裂口的工友……”

他顿了顿，窗外忽有蝉嘶，尖锐得刺耳。

“我就让阿峒当主角。他不告状，不跪衙门，就蹲在糖市口，用炭条在青石板上画图——画糖厂烟囱冒黑烟，画账房先生袖口沾的糖霜比工人的汗还厚，画自己老婆把银镯子递过去时手腕抖得像筛糠……画满九十九块砖，第九十九天，糖价涨了三文。没人知道谁动的手，只听说桂平米行东家半夜被自家驴踢翻了存粮仓，米粒淌了一街，全被蚂蚁搬空了。”

尹楠喉结滚动了一下，没说话，只悄悄攥紧了袖中抄录的戏班名册。

罗雨又拈起第二页：“《浣纱娘》更短。讲的是浔江上游一处山坳，溪水清得能照见人影，村妇每日蹲在石埠浣纱。去年春，桂林来了个绸缎商，在溪口建了个染坊，靛青水直灌下游。头七日，纱洗不净；半月后，溪边青蛙全哑了；一月整，浣纱娘的女儿生下来，左耳廓少了一瓣软骨。”

“后来呢？”尹楠忍不住问。

“后来？”罗雨笑了笑，眼角纹路舒展，“后来她没告官，也没砸染坊，就坐在溪畔纺车前，日夜织一块白布。布经纬分明，针脚细密，足足织了八十一尺。完工那夜，她把布浸进溪水，漂洗三遍，再晾在染坊竹竿上。次日清晨，染坊老板掀帘一看——整匹布吸饱了靛青，却不见一丝杂色，布面浮着层极淡的虹光，像朝霞落进了水里。他当场撕了契书，赔了三百斤新棉，还亲自背了三十斤靛膏，沿溪往上，挨家挨户赔罪。”

尹楠听得呼吸微滞，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稿纸边缘。

“第三篇，”罗雨将那幅小船图翻过来，背面是密密麻麻的批注，“《断桨》。渔女叫阿沅，爹是韦家私兵强征去修码头时，被木桩砸断脊梁的。她十六岁起独自撑船，橹杆磨得油亮，却总在日落时把船泊在韦家祠堂对岸——不是为咒骂，是替爹听祠堂里敲钟。韦家倒了，钟声停了，她反觉耳朵空得发疼。昨儿排戏散场，她混在人群里听贾月华唱山歌，回来就把断桨埋进船底泥里，又削了根新桨，桨头刻了朵山茶花。”

他抬眼，目光澄澈如初升之月：“这三出戏，不讲忠奸，不论因果，只讲人怎么把一口气咽下去，又怎么把它变成力气。《卖炭翁》明日就排，我要阿峒的扮演者，手上真有茧子；《浣纱娘》里那匹布，得用浔州本地苎麻，染坊师傅得来试三回颜色；《断桨》的船，要真能在浔江上漂——王飞，你带人去龙窝滩寻那棵沉了二十年的铁梨木，锯一段，够做三支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