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趾高气扬的德克碑带着所有人众，包轮船离开巴黎，向大清国行来。德克碑如此匆忙返闽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日意格在信中已答应在左宗棠面前保举他为船政局副监督。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德克碑是抵死不肯错过的。
1867年至1871年在建中的福州船政局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忙碌，福建福州船政局终于在德克碑一行人众赶到的第二天正式挂匾成立。
创办福州船政局首期费用为四十七万两白银，除胡雪岩原向英国东亚银行借款三十万两白银外，左宗棠又派员自筹了十七万两。该局日常所需银款，自设立之日始，奉旨每月由闽海关拨银五万两使用。该局札委日意格与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工头亦由法国人担任。
福州船政局最先只有二十几名法国匠师、五十余名中国匠师，招募本地的做工人员一千七百名，后随着规模不断加大，法国匠师陆续增至一百余名，做工人员也达到了约二千三百名。
福州船政局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是当时大清国唯一的一所专门制造汽轮船的大型制造工业。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学生，分前学堂（造船班）、后学堂（驾驭班），体制悉按法国海军院校成规。
因福州船政局设在马尾，故又称马尾船政局。
三
这时，陕甘一带地方，因连年歉收，爆发了规模更加浩大的回民起义，其声势只在太平天国之上，不在其下。义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几十万之众，并很快将陕甘一带大部分州、县占据。陕甘总督杨岳斌会同陕西巡抚刘蓉，紧急向朝廷告急。陕甘形势岌岌可危。
朝廷原打算把官文调过去，哪知把他传过来后，听说让他去陕甘，他竟然一跤跌倒，昏倒在皇宫里。
经过反复商量，慈禧太后决定把左宗棠调离闽浙。左宗棠现在在两宫太后的眼里，就是灭火队员，哪里着火，就调他去哪里。
圣旨跟着就下来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准杨岳斌开缺回籍养病，左宗棠转补陕甘总督。左宗棠所遗闽浙总督一缺，放马新贻补授。著英桂署理福建巡抚，放徐宗幹转补浙江巡抚。
左宗棠接到转补陕甘总督的圣谕后，脑海顿觉一片空白。心里想的是：船政局完了！因为马新贻根本不赞成成立什么船政局，认为是瞎扯淡。
他当夜把徐宗幹、胡雪岩等人召集到总督衙门，集思广益，让大家想办法。可这个时候，谁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呢。还不是按朝廷说的办。
左宗棠急得两眼冒火，捶胸顿足，却又无计可施。
时间是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八月十七日，左宗棠已经五十五岁。
想了几天，左宗棠终于想到了曾国藩。处理这种事，自己的这位老哥哥最有经验了，为什么不问问他呢？左宗棠说办就办，马上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让曾国藩给出个主意。
曾国藩收到左宗棠专人递送的书信后，略想了想，便给恭亲王和左宗棠各拟函一封。曾国藩向恭亲王建议说：“左宗棠入陕甘后，军饷必要从闽浙出，而浙省将兴，饷必无出，饷源只能在闽。徐宗幹久在福建，与左宗棠又配合默契，似不宜动。”曾国藩最后又向恭亲王建议说：“福州船政局新成，须派大臣专管。该局由左宗棠一手创办，左宗棠现虽调任陕甘总督，但对船政局一切事务仍当预闻，方为万全之策。”
曾国藩给左宗棠的信中，先谈了一下自己对陕甘用兵的看法，认为兵单不能成事，提出拟调刘松山大营随行前往。曾国藩最后才谈到船政局。曾国藩认为：“为使船政局不受督抚干预，非奏调一名大员专管不行。”曾国藩建议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并奏请朝廷，奏请起复正在福州丁忧守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船政局大臣，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其可专折请旨，不受督抚节制”。
曾国藩短短的一封信，读得左宗棠茅塞顿开。
他顾不得多想，提笔便给总理衙门上书。书曰：
窃维轮船一事，事在必行，志在必成。而将军、督抚事务既繁，宦辙靡常，五年以内，不能无量移之事。洋人性多疑虑，恐交替之际，不免周章。前此本拟俟开局以后，请派京员来闽，总理船政，以便久司其事。现则请派京员已迫不及待。惟前江西巡抚沈幼丹中丞，在籍守制，并因父老，服阕欲乞终养，近在省城，可以移交专办。沈中丞清望素著，遇事谨慎，可当重任，派办之后，必能始终其事。
书函发走，左宗棠对胡雪岩一班人说：老话讲，宰相肚里可撑船，我一直不信，今天看曾相国，书荐沈葆桢管理船政，我才知此言不虚。
沈葆桢四
左宗棠为什么发如此感慨呢？原来，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也是有过一些过节的。曾、沈二人之间的恩怨，不独湘系的人知道，楚、淮各系的人也都尽知。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进士，选庶吉士，期满授编修，迁御史。在御史任上，数上书论兵事，为咸丰帝所知。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出为江西九江知府。九江为太平军所破，得曾国藩保举，为湘军办理营务，次年署广信知府，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惜才，累疏荐其能，诏嘉奖以道员用，咸丰七年实授广饶九南道。咸丰八年，赏三品顶戴按察使衔，转补吉赣南道，未就，旋奉曾国藩之命回籍募勇。时曾国藩在江西用兵累受江西巡抚陈启迈掣肘，曾国藩怒参陈启迈，并密保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朝廷随后下旨说“朕久闻沈葆桢德望冠时，才堪应变，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依曾国藩原意，沈葆桢出自幕府，到任后，断不会为厘局一事与自己掣肘。
但沈葆桢到江西后，见曾国藩在江西设厘卡如云，而全然不顾江西本省的死活，便拜折一篇，称江西百姓穷苦，百业凋敝，奏请湘军在江西所设厘局，应分拨一半给江西本省留用。朝廷诏准。沈葆桢所为，大伤曾国藩之心，亦让所有湘军将领恼火。有人甚至背着曾国藩去信责问沈葆桢，问沈葆桢如此作为，是否想蹈陈启迈的覆辙。沈葆桢却是不理，依然我行我素。这件事，使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相处，但曾国藩仍然很敬重沈葆桢。沈葆桢为官清正，敢作敢为，从不以私废公。曾国藩敬重沈葆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这后一点，最被时人看重。
尽管沈葆桢对曾国藩来说有负义之举，但沈葆桢也确有沈葆桢的难处。从曾国藩向左宗棠密荐沈葆桢总理船政这件事来看，曾国藩不仅理解了沈葆桢当时的处境，也原谅了沈葆桢。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凭沈葆桢的名望，若他当真能出任船政大臣，不要说马新贻奈何不了船政局，就连福州将军英桂，也不敢轻易便对船政局下手。
左宗棠很快拜发《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在折中写道：
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谘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两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维，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早在圣明洞鉴之中。现在里居侍养，爱日方长，非若宦辙靡常，时有量移更替之事。又乡评素重，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绪。商之英桂、徐宗幹，亦以为然。臣曾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桢始终逊谢不遑。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沈葆桢勉以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臣随时调取，责成署藩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缘胡光墉才长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未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也。此外尚有数人可以裨益此局者，臣当咨送差遣，庶几制造、驾驶确有把握。微臣西行万里，异时得观兹事之成，区区微忱亦释然矣。至此事系臣首议试行，倘思虑未周，致多疏漏，将来察出，仍请旨将臣交部议处，以为始事不慎者戒。
折子里说的胡光墉，就是胡雪岩。
当晚，胡雪岩从起稿师爷的口里得知左宗棠密保他一手办理船政局以后之工料购进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等事后，登时把他喜得心花怒放。
胡雪岩梦寐以求的这个肥缺总算被他捞到了。
五
第一道圣旨先期入闽。旨曰：
有人奏，左宗棠调补陕甘总督，其后路粮饷多由闽出。左宗棠与徐宗幹相处最久，配合默契，当此时艰之时，徐宗幹似不宜调补浙抚。览奏均悉。马新贻暂毋庸升授闽浙总督，徐宗幹著毋庸调补浙江巡抚。闽浙总督著漕运总督吴棠补授。吴棠未到任前，闽浙总督著福州将军英桂暂行署理。左宗棠离任后，制造轮船一事著吴棠接办，不可日久废弛。钦此。
相距五日，第二道圣旨又火速递到。旨曰：
前因闽省设厂制造轮船，事关紧要，特经谕令吴棠接办，兹据左宗棠奏请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折。该督以轮船事在必行，不以去闽在迩，遽行搁置，实属沈毅有为，能见其大。著遵奉前旨，将设局造船事宜办有眉目，再行交卸起程。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现虽守籍家居，惟事关船政大局，必须经理得人。该前抚务当出而任事，不可稍行诿卸。所有船政事务，即著该前抚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先刻木质关防印用，以昭信守，一俟局务办成，再行奏请部颁关防。一切应办事宜并需用经费，均著英桂、吴棠、徐宗幹妥为经理，仍随时与沈葆桢会商，不可稍有延误。道员胡光墉，即著交沈葆桢差遣。
接旨的当晚，左宗棠在让文案拟就《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和《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的同时，又附《船局事件仍必会衔具陈以昭大信片》。片曰：
再，日意格、德克碑昨次禀称，轮船局一切条约皆臣核定，仍请臣主持此事。当即告以业经请简总理船政大臣，事有专属，自可毋庸与顾；且相距万里以外，亦势难与顾也。该洋员仍以为言。窃维洋人素性多疑，骤难譬晓。始事之初，须坚其信。揣彼疑虑之端有二，不过事虞牵制，费虞不继已耳。复告以身虽去闽，此事究属首先倡议，事成无可居之功，不成则无可逭之罪。如有谬误，应加议处，业经奏明在案，是未尝置身事外也。至经费每月四万两，已指关税协饷，万无不继之理。如尚虞不继，则闽省尚有协甘之饷四万两，可以通融，当预为筹之。日意格等意始释然。应先陈明，此后船局遇有陈奏事件，仍由沈葆桢会臣后衔，以昭大信。可否之处，伏惟圣裁。
关于船政章程并艺局章程，朝廷是这样答复的：
左宗棠奏请详议船政章程并艺局章程，各开单呈览，及晓谕日意格等各折片。览奏均悉。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若为浮言摇惑，则事何由成？自当坚定办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见远大，大臣谋国，理当如此。其所议优待局员，酌定程限，甚为周妥。均著照所请行。若五年限满，洋员教有成效，即著照所议加赏，以示奖励。其日意格、德克碑勤劳即著，忠顺可嘉，尤当优加赏赉。并著英桂等存记。俟五年后，中国工匠如能按图监造，自行驾驶，即著奏闻，候旨破格于原定赏银之外，再给优赏。届时甘肃必早底定，朝廷不难令左宗棠赴闽，共观厥成。该督等可传谕日意格、德克碑，俾其专心教习，毋稍疑惑。其余所议各条，亦属妥协，并著照所议办理。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沈葆桢总理船政，其未服阕以前，遇有船局事宜，由英桂等陈奏；服阕以后，由沈葆桢会同该督抚陈奏，均著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终始其事……左宗棠业经起程，船局事务，沈葆桢自当专心经理，英桂、吴棠等亦当和衷商酌。于日意格等加意笼络，勿稍膜视。
不久左宗棠便匆匆与吴棠，沈葆桢等人办了交接，第二天就督率亲兵六营离开福州，由江西赶往湖北。
时间是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十二月十六日，离大年的到来不足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