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未明目张胆地违反新章，却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似策略，略微减少在江宁港的贸易量。

将部分业务分流至附近等港口，尽管那些地方管理可能更混乱，但他们自有门路，在江宁的交易也变得更加“谨慎”，不再轻易扩大投资。

这种策略极其阴险。它不会立刻引发冲突，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江宁港的贸易数据出现下滑趋势。

届时，他们便可借此向官府、甚至向朝廷“证明”：姜淮的新政，破坏了商业环境，导致了贸易萎缩。

果然，不久之后，府衙户房呈上的月度税收报表，增长幅度明显放缓，甚至某些商品品类出现了小幅下滑。

刘通判再次拿着报表来找姜淮，这次语气更加“沉重”：“知府大人，您看……这税收增长乏力，甚至有所下滑，是否……是否新章果真……影响了商家信心？长此以往，只怕……”

与此同时，市井间的流言蜚语也升级了。不再仅仅是抱怨新政，而是开始直接针对姜淮个人。

有说他推行新政是为了“讨好朝廷，为自己升官铺路”；

有说他“表面清廉，实则通过亲信操纵水泥等物资采购，中饱私囊”；

更恶毒的是，有人开始翻旧账，拿他的身体做文章，散布谣言说他“痨病鬼缠身，行事偏激乖张，是因为病糊涂了”，甚至诅咒他“时日无多”。

这些谣言如同毒雾，弥漫在江宁城的茶楼酒肆，试图从人格和信誉上彻底摧毁他。

面对这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软硬兼施，姜淮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省里施加压力，同僚离心离德，胥吏消极怠工，商人冷眼旁观，甚至百姓中也开始有人被谣言蛊惑。

他仿佛一叶孤舟，行驶在充满暗礁和漩涡的海面上。

每一次批阅公文，都要应对无数的拖延和扯皮；每一次走出府衙，都能感受到各种复杂、怀疑甚至恶意的目光。

但他依旧没有妥协。

他熬夜起草了数万言的奏折和详文，送往省垣和京师，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逐一驳斥诋毁，阐明新章的必要性和初步成效，据理力争。

他更加频繁地出现在码头、市集，亲自查看新章执行情况，倾听中小商贩的声音，用事实回击谣言。

对于市舶司的软钉子，他不再指望刘瑾，转而直接命令府衙巡检接管部分辅助核查职能，绕过市舶司的拖延。

对于税收下滑，他敏锐地指出这是结构性调整和大商人刻意为之的短期现象，并加大对合法中小商户的扶持力度。

甚至对于恶毒的谣言，他也只是冷笑置之：“宵小之辈，只会逞口舌之利！本府行事，无愧天地，何惧人言！”

然而，无人时，他靠在椅背上，剧烈咳嗽后看着帕上的血迹，眼神中也会掠过一丝深深的疲惫与孤独。

他知道，这场斗争，远比治理黄河、对抗瘟疫更加复杂和漫长。

它不是在对抗有形的天灾或敌人，而是在对抗一种无形的、盘根错节的旧秩序和人性中的贪婪与惰性。

但他握笔的手，依旧稳定。目光投向案头那本被翻旧了的《江宁港务管理新章》，依旧坚定。

只要他在任一日，这新章便必须推行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