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大文学系的爱，一辈子的珍藏。

——题记

雨丝斜斜掠过浙江师范大学的香樟树梢，把青砖教学楼的墙皮洇出深浅不一的水痕。我握着录音笔站在走廊尽头，看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和窗外的雨幕重叠——再过十分钟，要采访的文学院李教授就该到了。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笔帽，忽然被风卷来的桂花香勾了神，恍惚间，那香气里竟混进了三十年前的油墨味，带着纸张的粗糙感，一点点漫过记忆的堤岸。

“老师，您是在等李教授吗？”穿校服的学生干部抱着一摞作业本经过，怯生生地问。我点头笑笑，目光却还粘在窗台上那盆绿萝上。叶片上的水珠滚下来，像极了当年丁莉莉趴在宿舍床头，给《蓓草报》写编者案时，笔尖滴在稿纸上的墨渍。那时她总爱用钢笔尖敲着我的手背说：“写东西要惜墨，你看这滴墨，本可以多写两个字呢。”

三十年前的函大文学系，藏在城郊一座废弃的中学里。教学楼的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像老人皲裂的皮肤。我们的宿舍是间旧仓库改的，八张铁架床挤在逼仄的空间里，唯一的“书桌”是用四块红砖架起的木板，板面上还留着上世纪的粉笔字：“向雷锋同志学习”。我和丁莉莉的床铺挨着，她的枕头边总堆着半本《唐诗宋词选》，书页被翻得卷了边，空白处写满密密麻麻的批注，有几句是用铅笔写的，已经淡得快要看不清，倒像是时光故意留下的谜语。

丁莉莉是从县城来的，第一次见面时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辫子上绑着红色的塑料绳，见人就脸红。她的行李只有一个帆布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就是一沓用麻线捆着的笔记本。后来才知道，那些本子里抄满了她从县图书馆借的书，从《红楼梦》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字迹娟秀得像初春抽芽的柳丝，连标点符号都写得格外认真。

“你这首诗，”她第一次看我的习作时，手指在“月亮挂在烟囱上”那句下面划了道波浪线，“烟囱是直的，月亮是圆的，放在一起像不像娘蒸的白面馒头？”我被她逗得笑出了声，却也忽然觉得，那些被老师批评“不够深刻”的句子，原来藏着这样鲜活的意思。那时我们都穷，买稿纸要数着格子算，她就把家里寄来的挂历背面裁成小方块，用蓝黑墨水一笔一划抄录投稿地址，说这样“既不浪费，又能练字”。有次我发高烧，她半夜跑出去找校医，回来时裤脚沾满了泥，手里却还攥着半块水果糖，说是路过小卖部时，用这个月的菜票换的。

“咱们办份手抄报吧？”某个晚自习后的冬夜，我们蹲在宿舍楼下的煤堆旁，呵着白气商量。北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她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鼻尖冻得通红，忽然拍手说：“叫《蓓草》吧，咱们这些在函大读书的，不就像墙角偷偷长的草芽子？没人大惊小怪，可自己知道在使劲往上冒呢。”我望着她眼里跳动的光，忽然觉得那光比煤炉里的火星还要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撕开背面当草稿纸，她抢过我的铅笔，一笔一划写下“《蓓草报》创刊计划”，字迹被冻得有些发颤，却透着股不肯服软的劲儿。

第一期《蓓草报》是在食堂的案板上拼出来的。那时食堂下午五点就收摊，我们得等大师傅锁门前溜进去，借着昏黄的灯泡赶工。丁莉莉负责插画，她的画稿上，迎春花能看出用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蜡笔——都是从隔壁小学的孩子那里讨来的，粉色的笔芯已经短得捏不住，她就用橡皮缠着继续画。我写的创刊词被她改得只剩三行，最后那句“让文字像草籽一样，落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是她蘸着米汤写在报头旁边的，说这样能让字迹更牢些。

那天食堂大师傅来锁门，举着马灯照我们满手的油墨，骂了句“疯丫头”，却转身从蒸笼里摸出两个热馒头塞给我们。丁莉莉咬着馒头，墨水沾在嘴角也没察觉，只顾着数报纸的版数：“第一版发诗歌，第二版放散文，第三版留着登读者来信……”蒸汽在她睫毛上凝成水珠，像落了层细雪，我忽然觉得，这简陋的食堂案板上，正生长着比任何课本都珍贵的东西。

报纸印出来那天，我们抱着一摞纸在校园里转悠，心里既紧张又骄傲。有个头发花白的老教师接过报纸，戴着老花镜读了半天，说：“这‘蒲公英是天空的邮差’写得好，比我教过的那些学生有灵气。”丁莉莉的脸一下子红了，拉着我就跑，跑到操场边的杨树下才停下，两个人抱着笑作一团，树叶子落了满身也没在意。后来才知道，那位老教师是退休的中文系教授，后来每期都给《蓓草报》写稿，笔名就叫“老草”。

《蓓草报》渐渐有了固定的读者。每周三下午，宿舍门口总会排起长队，有工厂里的夜班工人，下班来不及换工装就跑过来；有街道上的退休教师，拄着拐杖来要报纸，说要带给住院的老伴儿看；还有个修自行车的大爷，每期都来要两份，说一份自己看，一份寄给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让他知道，家里也有懂文学的人”。

丁莉莉每次整理来稿，都会把那些用铅笔写在烟盒背面、药盒内侧的诗稿抚平，用红笔仔细圈出押韵的句子，再端端正正誊抄到稿纸上。有次她拿着一张揉得不成样的稿纸，眼睛亮晶晶地说：“你看这句‘机床在月光下打盹’，多妙啊，比咱们在课堂上学的比喻鲜活多了。”我望着她专注的侧脸，忽然明白，所谓文学，从来不是书本里的铅字，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