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暴雨连着下了三天。我们刚从印刷厂取了报纸，没带伞，只能抱着油纸袋往邮局跑。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油纸袋根本挡不住雨，油墨顺着报纸流下来，染蓝了丁莉莉的白衬衫，像开了一片蓝盈盈的花。她却只顾着把报纸往怀里揣，说不能弄湿了读者的地址。到了邮局，我们蹲在屋檐下一张张分开晾晒，她忽然指着我染蓝的指甲笑：“你看，咱们也成诗人了，连手指头都带着墨水香。”

雨停的时候，天边出了道彩虹，挂在邮局的红砖墙上。丁莉莉捡起一张被雨水泡得发皱的报纸，忽然念起上面的诗：“蝉鸣是夏天的标点符号，落在荷叶上，成了露珠……”她的声音很轻，却像羽毛一样搔着心尖，我望着她被雨水打湿的辫子，忽然觉得，这世上最动人的诗，或许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藏在某个暴雨天的屋檐下，藏在染蓝了衬衫的油墨里。

后来丁莉莉要去深圳了。她父亲在那边的工厂找了份工作，催她赶紧过去。临走前一晚，我们坐在宿舍的木板床上，翻着《蓓草报》的合订本，那是她用硬纸板和棉线一点点装订起来的，封面写着“第一辑”“第二辑”，边角都磨圆了。她把合订本塞进我怀里，说：“你接着办下去吧，我在深圳也给你投稿。”扉页上有她新写的字：“草会枯，芽会再长”，字迹比当年在食堂案板上写的有力多了，却还是带着点抖，像怕被风吹走似的。

送她去车站那天，她背着那个旧帆布包，辫子上的红绳换成了新的。火车开动时，她从车窗里探出头，手里举着本《蓓草报》，大声喊：“别忘了登我的稿！”风把她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变成一个小黑点，忽然发现手里的合订本被泪水打湿了，油墨晕开，把“丁莉莉插画”那几个字泡成了一片蓝。

“老师？李教授来了。”学生的提醒把我拽回现实。走廊那头走来一位鬓角斑白的女教授，穿着米色风衣，笑容温和得像春日的阳光。“抱歉来晚了，刚在整理旧稿，看到些有意思的东西。”李教授伸出手，她的指尖带着墨水的淡香，和记忆里丁莉莉的味道很像。

采访在文学院的会客室进行。窗外的雨已经停了，阳光透过香樟树叶，在地上织出斑驳的光影。说到当代文学的民间力量，李教授忽然从包里拿出一摞泛黄的报纸：“你们年轻时有没有过办刊物的经历？我最近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他收藏的这份《蓓草报》，说是当年在函大教书时，两个女学生办的，字里行间全是生命力。”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版面，报头的迎春花还是用三种蜡笔涂的，“老草”的文章旁边，还有丁莉莉画的小插图——一棵歪歪扭扭的草，顶着颗露珠。李教授指着报纸角落的插画签名，说：“我父亲总说，这个叫丁莉莉的姑娘，画里藏着光。”

我的眼眶忽然热了。原来那些被我们小心翼翼珍藏的时光，早已像草籽一样，落在了意想不到的土壤里，悄悄发了芽。李教授说，她父亲临终前还在念叨，不知道当年办报的两个姑娘，现在是不是还在和文字打交道。“他说，真正的文学，从来不在庙堂之上，而在屋檐下、路灯旁，在那些愿意为几个字熬到深夜的人心里。”

采访结束时，李教授赠我一本她新出的散文集，扉页题字是“文字如草，生生不息”。我握着书走出教学楼，看见阳光正透过云层落在草坪上，草叶上的水珠闪着光，像极了丁莉莉当年画笔下的星星。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是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只有一张照片：深圳的某个旧书市场里，玻璃框里摆着一本《蓓草报》合订本，旁边的标签写着“民间文学珍品”。照片下面还有一行字：“路过看到的，想起咱们当年在邮局屋檐下晒报纸的日子——莉莉。”

我站在浙江师范大学的香樟树下，忽然笑了。原来有些名字，有些时光，真的会像草籽一样，无论埋在记忆的哪片土壤里，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带着湿润的气息，悄悄冒出来。就像此刻，风里飘来的桂花香里，我仿佛又听见丁莉莉笑着说：“你看，咱们这些草芽子，不都好好长着呢吗？”

远处的教学楼传来下课铃声，年轻的学生们说说笑笑地走出来，手里捧着书，眼里闪着光，像极了三十年前的我和丁莉莉。我握紧怀里的《蓓草报》合订本，忽然明白，所谓珍藏，从来不是把往事锁进抽屉，而是让那些时光里的温暖，像草一样，在岁月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