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知原历史中，马士英在《明史》里被钉在“奸臣”的标签上。

可后世总有不同的评判角度：

若论忠奸，不妨看敌人的态度——

若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人多半绝非奸佞。

马士英恰恰是清军最想除掉的南明朝廷重臣。

他始终认为大明亡于“东林党”的空谈误国，因此在朝中极力排挤东林党人；

后来那些投降清廷的东林党人更是直言：

“欲破南明，必先除马士英！”

多尔衮也看得明白，若让马士英主持南明军务，中兴未必无望。

清军对他恩威并施，许以高官厚禄，可这个出身贵州军将世家的小老头，骨头却硬得像铁，宁死不肯做逆臣，最终在两年后随弘光政权一同殉国。

只是后来东林党人主修《明史》，将弘光朝廷的覆灭归咎于他“贪权误国，打压忠良”，这顶奸臣的帽子，便戴了数百年。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马士英在东林党眼中之所以是“奸臣”，或许与他的知己好友阮大铖脱不了干系。

这位阮大人确实名声狼藉，早年投靠“阉党”，对东林党人百般构陷打压；

魏忠贤倒台后，他在崇祯二年被革职罢官，彻底失势。

直到后来，他与马士英一同拥戴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才算重掌权柄。

二人将文武大权揽入怀中，对东林党中的忠臣良将展开疯狂报复，手段狠辣，阮大铖的“奸臣”之名，倒是名副其实。

更令人不齿的是，据说他因孝庄太后喜爱其编撰的传奇故事，竟与马士英演了一出“假投降”的双簧，最终双双殒命于杭州府。

消息传来，东林党与复社之人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也正因如此，他们二人在东林党主导的史书中，被牢牢钉在了“大奸臣”的耻辱柱上。

邢夫人看着仍在失神的马士英，心里不禁犯嘀咕：

马大人莫不是失心疯了？

大明明明好好的，皇帝也安稳在位——

虽说皇帝具体怎么样她不清楚，但眼前的调令写得明明白白，年号是“乾德元年”。

她总算反应过来关键所在：

崇祯年号止于十七年，而大明皇帝的年号向来是终身制，无论在位多久都只用一个年号，年号更替的唯一原因，只能是先帝驾崩。

马士英先前怕是把“乾德”当成了新朝年号，以为崇祯皇帝早已不在，大明早已覆灭。

更让她琢磨出些门道的是文书细节：

兵部调令一般不会加“大明”二字，只有圣旨才会写明“大明乾德元年”。

这规矩的由来，还是当年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角力的后遗症——

万历皇帝在文书中加“大明”二字，意在强调“朕即国家”；

文官集团却坚持不加，暗指“天下非朱家一人之天下”。

后来天启皇帝任用阉党，却没深究这层关节，便将这习惯延续了下来；

到了崇祯时期，皇帝事必躬亲，连朝堂行文都亲自过问，反倒没人再留意这些细枝末节。

偏偏马士英对这些旧例敏感，见调令上“大明乾德”四字，才惊觉自己先前的猜测全错，巨大的情绪落差让他瞬间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