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没有回避，坦然道：“吴先生问到了要害。孤的设想是，讲武堂毕业资历，不能替代军功。”

“只是一个优先条件：同等情况下，讲武堂毕业生优先升迁。”

“在选拔高级将领时，有讲武堂经历者优先考虑。不是入了讲武堂就能升官，还得靠真本事。”

“军中旧将的矛盾，孤也想到了。任何新制的推行，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但孤相信，当第一批讲武堂毕业生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比那些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军官更能打、更会带兵时，那些质疑和抵触，自然会慢慢消散。”

吴甡听完，缓缓拱手：“殿下思虑周全，老臣没有疑问了。”

蒋德璟看看左右几位阁臣的神色，心中大致有了数。

站起身来，整了整衣襟，朝太子郑重拱手：“殿下此议，是百年大计。老臣虽初时心存疑虑，但听殿下剖析之后，深觉此事可行。老臣愿全力协助殿下，将讲武堂办起来。”

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吴甡也纷纷起身，齐声道：“臣等愿全力协助。”

朱慈烺看着几位阁臣，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好。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讲武堂的筹备事宜，由孤亲自督办。各部配合，不得推诿。”

众人再次拱手：“臣等遵旨。”

筹办讲武堂这件事，不是朱慈烺脑子一热，而是很早之前就有的打算。

朱慈烺现在掌控兵权的方式，从根本上说，是靠一个人的能力在维系。

亲自整顿京营、亲自提拔将领、亲自制定军饷标准、亲自处理军中弊案。

京营的八万士兵为什么效忠他？因为他发了足饷，因为他分了田地，因为他说话算话。

包括训导体系，思想教育。

这些都是朱慈烺掌控兵权的手段。

可手段不能打仗。

训导体系，是在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

讲武堂，是要解决‘怎么打’的问题。

自古以来，名将的培养一直是一个‘黑箱’。

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有的时代名将辈出，有的时代庸将成群。韩信是流氓堆里冒出来的，卫青是骑奴出身，岳飞是农家子弟。

他们的军事才能似乎是一种天赋，无法被系统性地复制和传承。

大明正在经历的，正是这种‘名将断层’的苦果。

当然，这跟大明的制度有关。

以文制武，文官当统帅，武官当工具。

大明的作战指挥体系中，总督、巡抚这些文官，才是真正的最高指挥官，武将只能当‘总兵官’或‘参将’，听文官调遣。

武将打了胜仗，功劳算文官的。

打了败仗，锅是武将背的。

袁崇焕是文官进士出身，却比同时代任何武将都出名。

而真正能打的武将如满桂、祖大寿、曹文诏，反而被文官压着一头。

还有很多因素，如军饷长期拖欠，士兵连饭都吃不上，谁来跟你卖命？

士兵逃亡、哗变成常态，曹文诏、卢象升等少数能打的将领，靠的是家丁或亲兵。

自己掏钱养的私人武装，数量有限。

而正规军则因为欠饷而大量逃亡、甚至哗变。

没有一支稳定的军队，再厉害的将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火器得不到补充，战马病死饿死，铠甲锈蚀破损，这些都需要银子。

朝廷连发饷都困难，更别说更新装备了。

将领们只能拿命去拼，而不是靠装备优势取胜。

所以明末不是没有能打的人，而是能打的人几乎都死得窝囊或被迫降清。

剩下的那些能力平庸的、善于钻营的，反而活得更久。

朱慈烺的强势，建立在是八万京营的直属上司，少了文官这么个中间商。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太子，朱慈烺也不可能亲自领兵作战。

所以培养出合格军官，保障后勤才是关键。

大明正处于冷兵器向火器过渡的关键时期。

火绳枪正在列装，红衣大炮正在铸造，火药配方正在改良。

可有了先进的武器，有没有会使用这些武器的人？

火器战争和冷兵器战争，对军官的要求完全不同。

冷兵器战争，更多靠个人勇武和士气。

火器战争，靠的是计算、配合和纪律。

一个冷兵器时代的军官，可以靠‘跟我杀’来带领士兵冲锋陷阵。

但一个火器时代的军官，需要会计算弹道、会安排轮射队列、会根据风向调整射击角度、会计算弹药消耗和补给周期。

这些东西，武举不考，卫学不教，旧式将领全靠自己摸索。

讲武堂要填补的，正是这个空白。

火器原理、阵型转换、后勤筹算占据了核心地位。

讲武堂的毕业生，是第一批受过系统化火器战术训练的军官。

这些人走上战场后，会把造出来的火绳枪，真正变成战场上致命的武器。

没有这些人，再多的火绳枪也只是烧火棍。

然后便是建立一条完整的军官生产线。

学员从讲武堂毕业，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职业教育。

回到军队后，经过几年的实战锻炼，还有机会回到讲武堂参加高级研修班。

这种在职培训，实战锻炼，再培训的循环模式，只要这套模式运行成熟，大明就有了历史上第一条批量生产职业军官的流水线。

意义不在于培养出某一个天才名将，那是靠运气。

真正的意义在于即使在没有天才的年代，大明依然能够每年稳定地输出一批合格的、能带兵打仗的职业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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