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局势，南北两省皆以坚守省会为主，不必轻言剿之一字。须俟各船已齐，粤炮已到，正月之季，水陆并进，顺风顺水，乃可以言进剿。此意惟国藩与吾师最相吻合。南省僚友多责国藩何不急急进剿，闻北省亦有此等议论，实难与之分辩，想吾师间有奏牍，必与敝处所奏不谋而合。
——摘自《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吴甄甫制军》
王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骆秉章此时，正与王錱闹得不可开交。
王錱督带新勇赶到郴州不久，随着风声日紧，便奉骆秉章之命，开进长沙，交由塔齐布统一训练，统一驻防省城。王錱原来管带的老湘营，已经被曾国藩调往衡州，他此时麾下人马是十一营，五千五百人。
但王錱仗着自己是五品候选同知衔，根本不把塔齐布放在眼里，又因为自己此时勇多，塔齐布所辖的协兵少，就更加为所欲为。
他进省城的当日，自己寻了一处操练场地。他本人则挑赁了一处好宅院，作为官邸。为了防绿营捣乱，他光在官邸的四周，就驻守了两营又一哨人马。亲兵人数不仅超过了曾国藩几倍，而且还超过了鲍起豹、樊燮、塔齐布，和骆秉章的亲兵人数相差无几。
王錱这么做的用意，不过是为了告诉省城的文武百官和百姓：此时替抚台大人守卫长沙的不是曾国藩，也不是提标、镇标，更不是塔齐布，而是他王司马。
司马是同知的别称。王錱跟随曾国藩时，别人都称他王管带或者王大人。他扩勇之后，尤其被骆秉章密保至五品同知后，别人再叫他王管带，他的脸色就开始不好看了，无论向他回什么事，都要被他驳复。
属下将领们起初还莫名其妙，但时间长了渐渐也就发现了玄机。于是再来向他回事，就一律改了称呼，不再称他王管带，而称他为司马大人或大帅。王錱从此后脸色才开晴。
在当时，督抚或品级高的统兵大员，才可以称大帅。就湖南全省来说，骆秉章、曾国藩、鲍起豹、樊燮、塔齐布，都可以称作大帅。但仅是同知衔的王錱，资历和名声不如罗泽南，威望不如禇汝航，无论他带勇多寡，都是不佩“大帅”二字的。
但他并不去更正。将领们见自己的统领如此受用“大帅”二字，用不多久，连大帅也不称了，干脆称呼他为“大司马”。这就是笑话。
众所周知，司马是同知的别称，而大司马则是兵部尚书的别称。虽然只差一个字，但却有天壤之别。这如何能含混呢？
但让将领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王錱不仅接受了大帅的叫法，连大司马竟然也默认了！王錱好名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王錱对新招募的这十一营湘勇如果认真训练，或许对守城能有裨益。但他把训练等事全交给各营营官们料理。而这些营官们，无一例外也都是新招募的，讲起农事来个个兴趣盎然，但对兵事却无一明白。试想，让这些人训练新勇，如何成得事呢？
王錱却懒得去过问这些琐事，他每日都坐上轿子，仪仗整齐地到巡抚衙门来给骆秉章请安、道乏；下来后，便和几名上不得台面的候补道厮混在一起，或凑成一局打麻雀，或轮班去窑子里吃花酒。这些人见抚台非常高看他，也都愿意巴结他。不多久，便有几名候补道成了他须臾不能离的人，还有两名在窑子里相与的候补知府成了他手底下的管带。
有这些人帮他练勇，也只一月光景，长沙城便被闹翻了天。
按察使衙门一接状子，见是告湘勇的，马上便把状子退回，并告诉受害百姓：想告湘勇，除了巡抚衙门，长沙城无二家敢受理此案。
百姓不管这些，揣起状子便直奔巡抚衙门。
百姓走到半路，偏碰着徐有壬的轿子。告状的百姓一见轿呢是绿色的，以为是巡抚大人，当即也不及多想，觑准一个机会便跪到轿的前头，手举状子便喊起冤来。
一见有人轿前喊冤，轿前的一应员弁，如狼似虎般地扑过来，把喊冤百姓连拖带拉弄到一边。
喊声已经惊动了轿里的徐有壬。徐有壬掀起轿帘，喝令护轿的员弁们住手，又着二爷把百姓手里的状子接过来。徐有壬把状子展开略看了看，便袖起来，喝令起轿。
百姓自以为巡抚接了状子，回去后便开始等候公差的票子。哪知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去问地保，地保摇头；跑到巡抚衙门去询问，又被门上给轰了出来。
这时有好心人对他讲：抚台一般是不接状子的，百姓要告状，需到首县。
受冤的百姓不服，伸长脖子辩论：“小人又不是老得两眼昏花，接状子的明明就是抚台大人啊！”
那人见与他说不明白，便道：“你认准是湘勇的人作孽，就须到衡州去找曾大人喊冤。曾大人是团练大臣，湖南所有练勇，都归他老节制。”
受冤的百姓得了这话，马上又请明白人给重新写了份状子，搭便船直奔衡州。
这期间，王錱统带的湘勇，又做了几件很不得民心的事：王錱的胞弟王开化，本是营官，一日带着亲兵出城玩耍，路过一个村庄时，见到一名相貌姣好的女子。王开化一见那女子，登时便色迷心窍。回营后便着人去提亲，女家不许，他便强抢过来。正要入洞房时，恰逢王錱来巡查防务，才把那女子的身子保全。女子虽被礼送回家，但影响已是不可挽回；粮饷缓发半月，各营便瞒着王錱到城外去抢掠百姓。后来，又有几名乡绅被绑到军营，勇头力逼其家眷拿银粮赎人。湘勇在长沙已是闹得名声大坏。塔齐布见王錱的属下愈闹愈凶，便飞咨曾国藩请示机宜。曾国藩密函塔齐布，急速出城驻防训练。塔齐布于是先秘密在城外，寻了个操场和防地，又到骆秉章面前借了个理由，便于一日午后，统带自己的兵勇驻到城外去训练。
骆秉章此时已经觉察王錱扩募之勇扰民的事，并为此还把王錱叫到巡抚衙门，苦口婆心地劝告了一番。王錱甚是恼怒，回营之后，很是对着营官们发了一通大火。
但此时他手底下的人，已经吃滑了嘴，跑顺了腿。想马上改掉，真是千难万难。
徐有壬虽把百姓的状子压在手里，但他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他自己私下已经悔得不行。
鲍起豹、樊燮二人，很快奉骆秉章之命，督率本部开进长沙驻防。
这时，骆秉章收到曾国藩的公文一道，以湘勇欲出省援鄂为名，调王錱所统十一营到衡州统一训练。曾国藩实际是在将骆秉章的军：且不管王錱的饷源何出，只要他打湘勇的旗号，就要归我曾国藩调遣。
骆秉章眼见自己的计划要功亏一篑，马上便给王錱发密函一封，请王錱饬命麾下各营脱掉湘勇装，换上楚勇装；以后亦只准打楚字大旗，不准再打湘勇旗号。
王錱接命，连日行动，很快便改装易帜，彻底脱离了曾国藩。
消息传到衡州，罗泽南几日未眠。
此后，王錱的楚勇和提、镇两标，开始轮番扰闹长沙城。骆秉章痛苦不堪，百思不得主意，真真愁坏了。
偏赶这时，咸丰的申饬圣谕到了衡州，并抄送吴文镕与骆秉章。
曾国藩思虑再三，又与骆秉章反复筹商，决定先派刘长佑督率两营，由湖北入皖；回籍省亲的江忠源之弟江忠濬管带两营，从湖南继往；骆秉章又将由云南援鄂之一千滇勇奏留。合共三千之数，先期赴皖。
援皖之勇刚刚登程，湖南衡、永、郴、桂等地又土匪蜂起。骆秉章急调王錱十一营赶赴郴州、永兴征战；曾国藩亦调罗泽南、塔齐布在衡、桂一带往来巡剿。
曾国藩于是一面加紧训练水陆各营，一面派员去接应张敬修，一面密切关注衡、永、郴、桂的匪势，一面则开始构思给朝廷的奏折。
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王錱，此次在郴、永，却结结实实栽了大跟头。
他新募之勇都是未经过严格训练的，一到郴州，他便把十一营楚勇一分为三：两千赴郴州，两千赶往永兴，他则统带一千五百名亲兵往来接应。王錱自以为，经他如此一布置，除了获取凯旋，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偏偏事与愿违。他派往郴州的四营，一闻枪响，未及营官下令，便一哄而散，个个都赛离弦的箭，转瞬遁入林中。四个营官尚在懵懂中，已有乱枪从四周射来，登时作古；去永兴的四营倒是与义军打了一仗，但未见分晓，已裹护着营官争相逃去。正在酣战的义军很是被吓了一跳。义军于是便开始在郴、永两地攻官府、劫大狱、取官粮，致使湖南全省震动。王錱一面收集残部，一面重整旗鼓，但终不能扭转战局。
而此刻，衡、桂局势，在罗泽南、塔齐布的围剿下，已渐趋平稳；来衡州告状的百姓的状子，曾国藩已经如期收到，并急转给了巡抚骆秉章。王錱已改旗易帜，曾国藩可管，也可以不管。曾国藩决定不管。
受害百姓离开衡州的时候，郴、永方面的五千义军，已气势汹汹地杀奔长沙而来。
骆秉章一面督饬鲍起豹、樊燮二人加紧布防，一面向曾国藩告援。
曾国藩给咸丰上了道绵里藏针的《沥陈现办情形》折
曾国藩接到骆秉章求援信的当日，即调塔齐布飞赴长沙城外截剿义军。骆秉章得知塔齐布飞援，心才安定。
在衡州的曾国藩，在饬命塔齐布飞援长沙的当日，即含毫命简，给朝廷陈上《沥陈现办情形》一折。折曰：
奏为沥陈现办情形，微臣愚见，恭折奏明，仰祈圣鉴事。窃臣前月复奏赴皖援剿，俟张敬修解炮到楚乃可成行一折。于十二月十六日，奉到朱批：‘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衿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著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钦此。仰见圣谕谆谆，周详恳至，见臣之不事畏葸，而加之教诲，又虑臣之涉于矜张，而严为惩戒。跪诵之下，感悚莫名。惟现办之情形，与微臣之愚见，恐我皇上尚有未尽知者，不得不逐条陈明，伏候训示。
奏折一开始，曾国藩就全文引述了十二月十六日收到的咸丰圣谕的全文，并明着说实际情况有“皇上尚有未尽知者”，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皇上不知道的一条条说明白了。透过这个开篇，可以隐隐感到曾国藩作为理学名臣破釜沉舟的勇气，当然，还有一份对时局的判断——自己湘勇已经成为朝廷不得不倚重的力量。
一、起行之期，必候张敬修解炮到楚。查张敬修以广东购炮千余尊，分为十起运解来楚。现在头起业经到衡，仅八十位。其后九起，尚无信息。臣屡次告催，又专差迎催。本月十六日，永兴境内又有匪徒，道路阻梗，实为十分焦急。臣所办之战船，新造者九十号，改造者百余号，合之雇载者，共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一律完毕。自兴工之日起，统计不满八十日，昼夜催赶，尚不迟缓。惟炮位至少，亦须八百尊，乃敷分配。前此钦奉谕旨，令广东购办炮位千余尊，限三个月解楚，计算正月之末，总可陆续解到。纵不能全到，稍敷配用，即行起程。
“起行之期，必候张敬修解炮到楚”，这句开头的话说得多硬，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后，曾国藩明确地告诉咸丰，湘勇出省日期最早也得正月底。
一、黄州以下，节节有贼，水路往援之兵，不能遽达皖境。前两奉援鄂之旨，命臣筹备炮船，肃清江面。后两奉援皖之旨，命臣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等。因查现在黄州以下，节节被贼占据，修城濬濠，已成负隅之势，与前月情形又迥殊。若舟师东下，必须克复黄州，攻克巴河，扫清数百里江面贼艘乃克达于皖境。此则万难之事，微臣实无把握。万一黄州、巴河之贼亦如扬州、镇江之坚守抗拒，则臣之到皖无期。现在安徽待援甚急，前次江忠源之戚，刘长佑带楚勇千余自湖北前往，又令其胞弟江忠濬带勇一千，自湖南继往。又有滇兵一千自湖南拨往。计湖南由陆路援皖之兵，已三千余矣。臣奉命由水路前往，阻隔黄州一带，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目前之守候船炮，其迟缓之期有限，将来之阻隔江面。其迟剿之期尤多。昼夜焦思，诚恐有误皖省大事，不能不预行奏明。
曾国藩这段话的核心用意，是说即使自己正月底率军沿江下行驰援安徽，但由于贵州以下多为太平军占领，自己需且战且进，所以何时能到达安徽以解危局，很难判断。曾国藩这段话透出一股怨气，即是在说朝廷站着说话不腰疼。
现在大局，宜堵截江面，攻散贼船，以保武昌。今年两次贼舟上窜，湖南防堵，耗费甚多。湖北、江西亦各耗费数十万。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函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忠源与臣函内言之。待南省船炮到鄂，即与北省水师合力进剿，系臣吴文镕与臣函内言之。是以臣前折内声叙。兹奉到批谕：‘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等因。臣自度才力，实属不能，而三臣者之言，臣以为皆系切要之务。该逆占据黄州、巴河一路，其意常在窥伺武昌。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目今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乃为决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数省尤可支撑。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臣此次东下，拟帮同吴文镕照此办理，前折未及详叙，故复缕陈之。
此一段写出曾国藩对长江中游地区大势的看法：应着眼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的统筹，而武昌实为要冲；把眼光只盯在安徽一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乃不智。在此一段中，曾国藩不再曲为回避，而是直接引述咸丰常对自己的讽刺，并回答说：自己当然没有一肩担起数省军务的能力，但鄂、湘、灨、皖四省联动，乃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与自己的共识，所以提出这般见解，完全是从时局出发，而与个人的权衡进退无关。曾国藩在此，简直就是在给咸丰上课：不要总从一己之私的角度小家子气十足地处理军国大事。
臣所练之勇，现在郴桂剿办土匪，不能遽行撤回。湖南土匪推衡、永、郴、桂最多。臣二月一折，八月一折，已详言之。自驻扎衡州以来，除江西之匪窜入茶陵、安仁一起外，其余本处土匪窜扑常宁、嘉禾、蓝山等县城，及盘据道州之间庵桥。经臣派勇随处攻剿，先后扑灭。昨十二月十五日，又有一股窜入永兴县城，亦经派勇往剿。现在臣之练勇，在桂属者尚有千余人，在郴属者八百人。昨十二日奉到谕旨：‘曾国藩著仍遵前旨，督带船勇，速赴安徽江面。至湖南常宁一带土匪，即责成骆秉章迅即妥办。’等因。目下桂属正在剿捕之际，未便遽行更换。郴州、永兴正在危急之际，不能不星速进剿。且待船将办齐，炮将到齐，再将各勇撤回，带赴下游。如尚未剿毕，则由省城调兵前来更换。
这段话比较简单，就是说明即使湘勇出省作战是大势所趋，但湘勇已在行使的地方剿匪职能也不能弱化，至于圣谕所说把剿匪任务临时交于骆秉章的办法则根本不可行。曾国藩已不再顾及皇帝的脸面。
饷乏兵单，微臣竭力效命，至于成效，则不敢必保。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仰蒙圣鉴在案。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抚臣供支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五千两。即起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兹奉批谕：‘平时漫自衿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著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等因。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奏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昼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竭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以上五条，皆臣据实直陈，毫无欺饰，伏求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士大夫是非常重视舆情对自己的评价的，咸丰帝对曾国藩个人才具的讥讽，深深地刺痛了他。所以他在这里反戈一击：臣下办事如此之难，时局如此之糜烂，难道皇上不知道吗？更为甚者，臣本丁忧守制之人，是朝廷要夺情起复，赶鸭子上架在先，后又以速效责臣，这难道是皇上待臣下之道吗！曾国藩如此“据实直陈，毫无欺饰”，无异于绵里藏针地回击了咸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