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堂堂两江总督放低身段来向自己请教问题，张斯桂很受感动，略一思忖，便说出“容闳”二字。张斯桂说：“容闳自幼便去美国学习，整整在那个国家待了七年！对泰西各国的内在情形特别了解。大人要想把安庆内军械所发展壮大，非这个人不可。”
容闳曾国藩问张斯桂：“你对这个人了解吗？和他熟悉吗？”张斯桂一拍胸脯：“这人是我哥们儿！”“他现在在哪儿？”曾国藩进一步问。“他在九江经营茶行。我在上海时，他也在上海为一家洋行做事，我们经常在一起喝茶谈天。后来他和洋人闹掰了，跑到九江自家做起了生意。”
曾国藩于是让张斯桂给容闳修书一封，请他过来一叙。张斯桂很快就给容闳去了一封书信，说两江总督曾大人想请他到安庆一叙，请他无论如何都要来一趟。
容闳收到张斯桂的信后“意殊惊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容闳与张斯桂只是泛泛之交，根本算不上朋友。如今突然收到这么一封信，换谁都会惊诧的。凑巧的是，容闳前几日刚去了一趟天京，与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有过一番交谈。后来，他又从太平军手里买过茶叶。这些事情可都是大清国所不允许的啊！所以此时突然听张斯桂说两江总督要见自己，容闳的第一反应便是其中有诈，万万不敢赴约。
曾国藩一直等不到容闳，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在与李善兰的一次交谈之中，曾国藩无意中问了一句：“有一个叫容纯甫的人，不知壬叔识否？”李善兰一听是容闳，马上就说：“不仅我认识，张斯桂也认识他呀。”
曾国藩于是把让张斯桂写信请容闳过来的事说了一遍。李善兰想了想说：“这里面可能有误会。容纯甫这人我虽然了解不多，但凭感觉，他不是那种心性狡诈的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曾国藩于是又让张斯桂给容闳写了一封邀请函，同时嘱咐李善兰也给容闳写一封信。曾国藩实在是求才心切啊。
三
容闳与太平天国有生意往来，这让他对曾国藩的邀请心存疑虑。实际上曾国藩根本不在意容闳与太平军的关系，只是希望能通过容闳解决军械所遇到的技术困惑。一方担心鸿门宴，一方求才心切，曾国藩的二次邀请是否会如他所愿，将容闳收归帐下呢？
关于这段，容闳在自己的《西学东渐记》里记录得十分详细。回忆起这段往事，容闳这样写道：
一八六三年，余营业于九江。某日，忽有自安徽省城致书于余者，署名张世贵。张宁波人，余于一八五七年于上海识之，当时为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该舰属上海某会馆者，嗣升迁得入曾文正幕中。
余得此书，意殊惊诧。盖此人于我初无若何交谊，仅人海中泛泛相值耳。地则劳燕，风则马牛，相隔数年，忽通尺素，而书中所言，尤属可疑。彼自言承总督之命，邀余至安庆一行，总督闻余名，亟思一见，故特作此书云。当时总督为曾公国藩，私念此大人物者，初无所需于予，急欲一见胡为？予前赴南京，识太平军中渠帅。后在太平县，向革军购茶，岂彼已有所闻欤？忆一年前湘乡驻徽州，为太平军所败，谣言总督已阵亡。时予身近战地，彼遂疑予为奸细，欲置予于法，故以甘言相诱耶？虽张君为人或不至卖友，然何能无疑。
踌躇再三，拟姑复一函，婉辞谢却。余意暂不应召，俟探悉文正意旨，再决从违。故余书中，但云辱荷总督宠召，无任荣幸，深谢总督礼贤下士之盛意；独惜此时新茶甫上市，各处订货者多，以商业关系，一时骤难舍去，方命罪甚，他日总当晋谒，云云。
两月后，张君之第二函至，嘱予速往，并附李君善兰一书。李君亦予在沪时所识者。此君为中国算学大家，曾助伦敦传道会中教士惠来，翻译算学书甚多……
由此可见，容闳当时的疑虑是怕“欲置予于法”，所以不敢去。等李善兰的信一到，他马上就打消了顾虑，决定去见曾国藩。原因就是他相信李善兰的为人。但是由于当时确实事务繁忙，容闳只好复信让李善兰转告曾国藩，自己要等几日才能去安庆。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李善兰的第三封信，上面说“曾督思贤若渴，急欲一见”。容闳于是动身来到安庆。
恐怕就连容闳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此次的安庆之行，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按照容闳的回忆，当时曾国藩大营中的高端人才不下二百余人，他的幕府也是人才济济，足有一百余人。接风宴过后不几日，曾国藩特意把容闳请到签押房，开门见山地问：“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便向曾国藩建议：“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容闳特别强调：“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枪炮之各部，配合至为复杂；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枪炮之于中国，较他物尤为重要。”曾国藩听后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就在一个星期以后，曾国藩便札委容闳赴美购办机器，随札发公文二道，命其持札分赴上海道衙门和广东藩库领购办机器款额八万八千两白银。容闳在安庆筹备期间，又接到圣谕一道：“赏赐容闳五品军功，准其赏戴蓝翎。”原来，曾国藩决定让容闳购办机器的同时，为了办事方便，特别上了一个密保。
公元1865年9月20日，曾国藩和李鸿章用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在上海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丁日昌总办一切，徐寿出任襄办，容闳则以候补同知入局办事。不久，李鸿章又按照曾国藩的大政方针，把安庆内军械所迁到金陵，成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
曾国藩先听从容闳的进一步建议，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一个兵工学校，从各地挑选有志于机器制造者入学，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培养技术人才；附设了一个翻译馆，由徐寿负总责，除了招聘包括傅雅兰、伟烈亚力等几个西方学者外，还召集了华蘅芳、季凤苍、王德钧、赵元益及其子徐建寅等略懂西学的人才。他们共同努力，克服了层层的语言障碍，翻译了数百种科技书籍。这些书籍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发展水平及发展动向，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除成立翻译馆外，徐寿还向曾国藩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为采煤炼铁，二为自造枪炮，三为操练轮船水师。曾国藩均一一采纳，曾国藩没有来得及实行的，由李鸿章逐步实行。
就这样，曾国藩向“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治国方略迈出了强有力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