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诵了很多遍，但就是背不下来。一个小偷本想等他睡下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终于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还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并非无中生有。曾国藩天资并不出色，梁启超曾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更是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公正地说，曾国藩绝不是一个机灵的人，与常人相比，书呆气更浓重。而最终他又突破了制约书呆子的终极困境，把书本中的抽象理论与现实的生活相结合，终于石破天惊，成为一代宗师大家。

曾国藩最后能成常人所不能，要归功于他对自己立志、修身的严格要求。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可以说实现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书生变蛟龙”的理想。但进入京师后，曾国藩并未如常人般沾沾自喜，因为他的志向并没有停留在翰林院，他的内心有更加宏远的抱负。他所立定的是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曾国藩认为，志向的高远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初涉京畿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自勉。

考中进士是曾国藩政治生涯的起点，同时也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号都改换门庭。曾国藩本名子城，到京城后，先改号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后得益于名师劝导，改名国藩，以示要做国之藩篱，为朝廷栋梁。

曾国藩立定君子之志后，便投身于京师求学交友的广阔天地。他先拜理学大师时任太常寺卿的唐鉴为师，深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兼治诗古文词，并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向翰林院编修、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学习楷书。唐鉴休致回籍后，曾国藩又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人经常聚会，相互交流学习心得。

在致诸弟的书信中，曾国藩表露了开辟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过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师后才发现“乡间无朋友，实为第一恨事”，衡阳同学均为“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他劝说弟弟们不要和这些人密切接触，他们“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他甚至认为，“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二

曾国藩当时只不过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却以达到千百年来文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为目标，身心疲累程度可想而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曾国藩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有：

一、主敬：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骛。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看完，决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廿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