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邻居们见曾家已过得有些气象，都认为曾家大可不必如此节俭。曾竟希却说：“菜根儿补肾，苦瓜根儿去火，都是宝哩！”

曾家什么都在变，气象也是一日胜过一日，但这腌菜的内容却一直没有变。湘乡人都说：“曾家吃菜根儿是吃顺口了！”

除了对家中的女人有具体要求之外，曾国藩对家里其他人的要求也极其严格。比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官宦人家的管家出门都要坐轿，更不用说大小主人了，可是，曾国藩却在信里告诉兄弟子侄们，非到万不得已，绝不许随便使唤轿子。除此之外，他甚至要求兄弟子侄们不许随便呼婢唤奴，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层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三

曾国藩这么要求家里人，他自己对“勤俭”二字更是身体力行。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曾国藩当时已经官至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级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高官，在京城为官时，却一直租房子住；每顿饭只有一道菜，因此还被民间戏称为“一品宰相”；穿衣服也很节俭，一件天青缎马褂，因为只有偶尔庆贺和新年时才穿，穿了三十年，还和新的一样。

曾国藩当时的俸禄不算低，但由于京城的花销实在是很大，再加上他有买书的习惯，还要供养老家的老人和妻儿，竟然年年要靠借债度日！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曾国藩因为替一名弹劾广西巡抚郑祖琛的监察御史鸣不平，被咸丰皇帝一句话就给稀里糊涂地扔进了刑部大牢，又让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陈孚恩稀里糊涂地打了三十大板，后来还是肃顺说情，咸丰皇帝才又一句话把他官复原职。这样算起来，曾国藩离开府邸也就是几天的光景，但当他回到府邸时，还是被吓了一跳。

府邸里静得瘆人。曾国藩叩门时，心中还在推测：“肯定是我的事被府里知道了，下人们都做了鸟兽散。”当时在京城里，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四品以下官员的府邸，哪怕是从宫里或门外传错一句话，甚至只一字之差，比如把“老爷被贬”传成“老爷被逮”，仆人也要走散大半。

叩了很长时间的门，里面才有动静：“客人请回吧，我家老爷出皇差了，不在府上。”曾国藩一听声音，知道是门房周升，按捺住满心的感动，心平气和地回答：“老爷的皇差已经办完了！周升啊，你开门吧。”周升这才开门，倒把曾国藩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周升看起来太憔悴了。

曾国藩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周升就告诉曾国藩：“礼部来人说老爷触犯了国法，被投进了刑部大牢！我就赶紧告诉家里人，千万别出去乱说。我千嘱咐万叮咛，还是被钱庄知道了。钱庄前儿个来人要搬您老的《廿三史》，小的们好说歹说总算劝住了。昨天另一家钱庄来人，说啥也要把轿子抬走顶账。您刚才一敲门，我还以为又是钱庄来讨账呢。”

还有的史料记载，曾国藩有一次着急用钱，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收藏好几年的一把状元扇给当了。

曾国藩身为堂堂大清国二品大员，竟然屡屡要靠去钱庄借钱、当铺抵押财物维持全家人的开销，实在是将“以俭养廉”做到了极致。

曾国藩以自己的行为真正落实了他“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念言”的誓言。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后，曾家从金陵两江总督府搬回湖南老家的遗物，基本上都是书。曾国藩安贫乐道，一生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