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敦促日本早日撤兵，李鸿章又给驻日公使汪风藻电报一封，言称韩国土匪已被剿灭，请立即转告日本政府，尽快撤兵。

收到北洋来电，汪风藻马上发文，把电报内容转告给日本外部，敦促日本政府尽快撤兵。但日本外部却回电，称没有收到大鸟电报，所谓“贼平”云云，系谣传，不足信。汪风藻当日把日本的态度电告给国内。哪知电报刚发走，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进公使馆：日本又向朝鲜增兵了！

袁世凯收到李鸿章电报，马上约见大鸟，但大鸟却没时间和袁世凯见面，只打发郑永邦和袁世凯周旋。袁世凯已经隐隐意识到日本在玩什么鬼把戏，却又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与之周旋。

而这时的日本外务省，却奉外相陆奥宗光之命，向中国驻日本公使馆，递交了日本撤兵的三个条件：一、拟日军与华会剿韩贼军；二、两国派员共同整理朝鲜改革方案及税务；三、两国派员共同教练朝鲜军队，使其自能靖乱。汪凤藻不敢耽搁，马上用加密电报发给李鸿章。李鸿章大怒，在把日本的三个撤兵条件转递朝廷的同时，愤怒地指出：“是日廷意甚狡肆，韩政虽暗弱，岂日所能更改？当试可恨。”

其实这只是日本方面为了达到吞并朝鲜，所提出的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只要中方不接受日本提议，日本便找到了翻脸的机会：或武力占领朝鲜，或与中国一比高下。总归，日本此时的态度，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与大鸟交涉无果，袁世凯仿佛看透了日本人要武力占领朝鲜的心理。他密电李鸿章，提出“迭力阻鸟毋令新兵来汉，伊已允，然前言俱食，后言何可信。况且廷意在胁韩，鸟自不能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形势严峻，袁世凯不敢再轻信大鸟的话了，开始请求李鸿章调军舰入朝，以防不测。

袁世凯电至天津时，李鸿章正与英国驻天津领事商谈日本发兵朝鲜的事，李鸿章希望英国能够出面斡旋。英领事满口应允，答应把中国方面的请求转告国内。但临行，英领事却满脸愁容地说：“英中两国的友谊没的说，但就怕日本人不给面子。”

见英国人说话模棱两可，李鸿章心一沉。

送走英领事，李鸿章有些六神无主。恰巧这时，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离京度假，路过天津，正好来拜访李鸿章。

李鸿章大喜，客套话说完之后，李鸿章便把日本借口戡乱兵发朝鲜的事说了一遍，希望俄国能够出面劝说日本从朝鲜撤兵，以免后患无穷。喀西尼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声称：马上致电国内，由国内外部电命俄国驻日公使，劝日本早日撤兵，不要给脸不要脸。

李鸿章一时喜从天降，对俄国人，心里生出无数的感激之情来。

但临告别，喀西尼又道：“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相强。”

李鸿章蒙了，一丝不安开始升上心头。

从心里讲，李鸿章并不想与日本闹得太僵，甚至动武。

李鸿章比谁都清楚，北洋水师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式建成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二十五艘，官兵四千人。虽然此时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八十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尤其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后，因为国库空虚，加之朝中有人怕李鸿章权柄过大，北洋水师不仅停购舰只，甚至连军舰上最基本的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北洋水师成了外强中干的花架子。而这段时间的日本，却一直关注着中国。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尤其1893年（请光绪十九年）起，为了加快武备步伐，明治天皇不仅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还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用来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在1890年时，北洋水师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总吨位两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一万七千多吨。而到了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前夕，中国的陆军和北洋水师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日本却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一个近卫师。海军方面，则拥有军舰三十二艘、鱼雷艇二十四艘，总排水量七万两千吨。陆海两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如果两国当真爆发战争，孰赢孰输，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来。必须承认，李鸿章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

中国希望日本尽快从日本撤兵，但日本却坚持先要讨论改革朝鲜的内政，日本人的居心，已经很明显了。

但中国的朝廷以及一些大臣们，却和李鸿章的想法不一样，代表人物便是两代帝师、素有清流之名的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