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文这样写道：“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日本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袁世凯放下檄文：“想不到，强盗也讲师出有名。”

周馥：“现在朝廷已从各地调兵，加强鸭绿江防线。大军云集，粮饷必须跟上。慰亭，你认为，把凤凰城设为总粮台，应该可以吧？”

袁世凯：“世叔啊，关内各路人马正在陆续出关，把总粮台设这里，有些偏吧？”

周馥：“这样，战事越来越近，风声越来越紧。我给你五天时间，你各处走一走，看看哪里适合设总粮台，哪里设分站。考察好了，你打个通禀过来，我们再计议。你歇一晚上，明儿动身如何？”

袁世凯起身说：“风声这么紧，我还等什么明儿啊，我一会儿就带人出发吧。”

周馥点一下头：“这样也好，辛苦你了。慰亭，我在这里等你。”

袁世凯施礼：“世叔，战事再紧，您老也要保重身子骨啊。”

周馥长叹一口气：“衅端一开，前景难测。”

经过连续几日的奔波、考察，袁世凯决定把总粮台设在新民厅，从新民厅到辽阳，拟设十二处分站。袁世凯在禀文中写道：“新民厅在榆关至凤凰城中间，东扼辽河，水陆通衢，奉北杂粮辐辏，于此宜设粮台，厚储粮饷，按前后要站，分设官车，随时协雇民车分段转运。盛京以东，亦有数处尚可采买，拟于驻兵处就近买存，总以新民厅为根据地，遂自前敌至辽阳，分设十二站，接济饷械，源源不绝。”

周馥想了想，认为袁世凯所提建议甚合机宜，便把禀文一字不易地报给李鸿章，请求批准。李鸿章一看禀文落款是袁世凯，盖的关防却是前敌营务处，便知道周馥已经同意。马上便行文一道，全盘照准。

不多几日，袁世凯便奉李鸿章和周馥之命，投入到新民总粮台和各分站的筹建之中。他一定要抢在战前，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好。

出仕以来，袁世凯一直在朝鲜，从韩王到百官，直至黎民百姓，都对他钦敬有加，但在国内却没有几人知道他。袁世凯深知道，无论此次中日之战结局如何，他都不可能再回到朝鲜任职了。无论他愿不愿意，他以后都要在国内发展。他必须尽快适应环境，抓住一切机会，主动出击，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