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接旨的同时，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亦收到圣谕，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其择要筹办。

左宗棠性情原本耿介，不会拐弯抹角，加之收复新疆事关国家安危，自不敢稍存私念，只能对现居新疆之帅、将据实陈奏，以供朝廷采择、参考。

他先谈统帅景廉：

关外统帅景廉，素称正派，亦有学问，承平时回翔台阁，足式群僚。惟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才。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谀取巧，少所匡助，而倚势凌人，时所不免。额尔庆额初到时，因采办粮食与局弁商办，局弁备举以告，裕厚恶其漏泄，立将局弁棍责三百，额尔庆额衔之。又，额尔庆额初见景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晋见甚稀，不乐为用。额尔庆额虽性情粗莽，不甚晓事，然胆力尚优，如有以慰其心，未尝不可得其力也。

谈完景廉，又谈景廉与金顺之间的统属问题：

以现在通筹全局而言，金顺既居前敌任战事，似宜以战事责之。关外统驭之权，在乌鲁木齐都统。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顺，令得节制各城办事、领队大臣，而以金顺所任京秩改畀景廉，以于前敌事宜呼应灵通，较易措手。关外兵力本不为薄，惟胜兵少而冗食多，以至旷日稽时，难睹成效。于此而欲从新布置，非严加汰遣不可。臣前在肃州，与金顺定议，先将旧部挑汰资遣，足成十二营外，挑留明春所带成禄旧部并成三营，合成十五营。金顺又调臣部冯桂增马队一营、炮队一起，以勇丁五百、夫二百为一营计算，已近万人。嗣明春奉旨授哈密帮办大臣，不归金顺统领。金顺又广收投效将弁勇丁，遂至营数渐增，多至二十营有奇。如果一律精实，则此二十营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须更调。现在贼势无增，而官军渐增渐多，不符原议之数。若就现有兵力而言，岂复尚虞不足？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机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臣自忝预军事，至今阅时颇久。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

左宗棠接着又谈了对西征粮台督办袁保恒的看法：

至袁保恒于同治七年钦奉谕旨，派赴臣军差遣委用。臣念学士清班，非如僚属之可加以督责，正以难于位置为疑。闻其为人，姿性警敏，素尚圆通，而豪侈骄矜，习惯成性，在所不免。因奏请其办理西征粮台，专司开单奏催协饷及咨函分致各省关之事，饷到即交驻陕总理军需局道员沈应奎，由其一手经理，而军装局亦附焉……如是者五年，袁保恒遇事启告，曲致衷忱，亦无过失可指。乃自奉帮办出关转运事宜恩命以后，一变其从前所为，不特遇事不相关白，即奏报亦不令臣预闻。所请巨款，动称某款需用若干，初年若干，常需若干，浑言应需，而不条举所需数目，其空言无实，已可概见。

折子随后又对在哈密屯田的广东陆路提督嵩武军统领张曜等人，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折后，左宗棠再附《筹借洋款片》，奏请准借洋款二百万两。

左宗棠的折子递进京不多几日，朝廷便一连下了三道圣旨。

第一道圣旨：

左宗棠著补授东阁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之任。

第二道圣旨：

左宗棠著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仍帮办军务。西征粮台督办袁保恒、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著回京供职。

第三道圣旨：

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览奏均悉。所称关外应先规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两城，北之塔城，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至海防之饷，据称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综计各省设防，事属经始，需款较巨。若仅将购船、雇船之费备用，短缺尚多。此则宵旰焦思，而尚待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关外军事、饷事，总须委任得人，方克肤功迅奏。本日已明降谕旨，授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并将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与袁保恒一并谕令来京供职矣。致临敌审机致决，诚难遥制，而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左宗棠亦谓尚可豫为商酌。且西征将领，分位均属相埒，若非有重臣为之统率，不但诸军无所禀承，且恐各不相下，贻误戎行。左宗棠著以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金顺著帮办关外剿匪事宜。惟甘省善后事宜，该大臣次第兴办，正在吃紧之际，而粮饷、转运各事，亦应由关内预为经营。左宗棠或驻扎肃州，或随时出关料理粮运，以期内外兼顾之处，著酌度情形，妥筹具奏。

此旨到后不久，又有旨下：

左宗棠奏请筹借洋款二百万两，本日已明降谕旨，准照办理。

朝廷至此才算定下大政方针，决定筹借洋款，用武力来收复新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