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朝鲜都没逃过儒家的影响——

曾经的朝鲜，还能跟中原皇朝掰掰手腕，可到了明中后期，学了儒家那套“重文轻武”“讲礼尚德”后，战力一落千丈，既打不过倭国，也扛不住满清，彻底成了依附中原的藩属。

朱有建也觉得“以法治国”确实严苛，更麻烦的是，这套制度很容易催生出特权阶层。

按说以法治国该是人人平等，可法得靠人来执行、靠机构来执掌，时间一长，“法权如何解释”就被少数人攥在了手里——

连法家自身，慢慢都成了超然于律法之外的特殊存在，这恰恰违背了法治的初衷。

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就尝试让法、道、儒三家分治，想取各家之长，可效果始终不好——

三方的规矩根本没法清晰界定。

比如最初想靠道家“无为而治”来回应民声，让百姓能喘口气，可没过多久，民间就全钻了“无为”的空子，人人都追名逐利，反倒把农业这个根本当成了低贱的营生，造成“以农为本”的国策彻底倒置。

后来汉武帝靠对外用兵转移矛盾，可连年征战耗尽了民力，即便后来有“昭宣之治”休养生息，百姓的元气也没真正恢复过来。

直到东汉，朝廷重新把农业立为根本，民力才慢慢缓过来。

可自此之后，历朝历代都在“重农（民本）”和“重利（民末）”之间来回横跳，始终没法彻底解决这对矛盾——

要么农桑荒废，要么民生凋敝，总难找到平衡点。

朱有建尤其理解洪武皇帝——

毕竟朱元璋出身农民，最懂民间疾苦。

他干脆推翻了前人的试探，直接把商户划入贱籍，强行把农民赶回土地，逼着大家重农务本。

说实话，这套政策在当时真的有效，要是天公作美，大明撑个五百年都有可能。

可偏偏赶上了小冰河时期，气候恶劣到了极点：

一百年里，不是发大水就是闹旱灾，不是蝗灾啃光庄稼就是瘟疫蔓延，再好的政策也扛不住天灾。

很多人说大明亡于藩王占田、勋贵圈地，可朱有建清楚，大量土地其实是农民自己抛荒的——

实在没法耕种了，地里长不出粮食，守着土地也是饿死。

就算没有李自成的起义、没有满清的入侵，大明也早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灾荒造成的流民，在李自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瘟疫更是反复发作，一百年里就没断过。

这些天灾带来的窟窿，不是靠修修补补就能填上的。

能搞钱的皇帝，手里有粮有银，遇到灾年自然有能力赈灾；

可像崇祯这样不会搞钱的，国库空得见底，灾荒一来只能眼睁睁看着百姓流离，大明灭亡也就是早晚的事——

哪怕时间拖得久一点，也必然会在他手里终结，毕竟他身体还算好，真要再活几十年，这烂摊子只会更难收拾。

说到底，崇祯还是被“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害了，他连最基本的“谁是民”都没搞清楚：

到底是以农为本、支撑起国家根基的农民是“民”，还是原本被划入贱籍、靠经商牟利的商人是“民”？

显然他搞反了——

曾经的贱籍商人成了被“保护”的对象，而以农为本的农民，反倒成了承载“三饷”（辽饷、剿饷、练饷）重负的“贱籍”，苦不堪言。